从前的先生

从前的先生张冠生《书摘》（2014年11月01日）一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就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文人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民主信念、政治主张大声疾呼。他们只凭文化和思想力量参与中国政治，活跃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可圈可点的政治风景。张澜临危受命民盟成立之初，遭到了蒋介石的破坏和打压，先是派民盟主席黄炎培前往南洋募集救国公债，继则以重金促民盟继任主席张君劢出走云南，致使民盟群龙无首，工作难以开展。张澜临危受命，出任民盟主席，并立即做了几件大事：一是统一了在民盟纲领问题上的争执，毅然决定删除原先拟定的十二条纲领中针对共产党的两条，保留了针对国民党的四条，突出反独裁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法制的精神，正式形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政纲领》（《十大纲领》），并送往香港发表。二是1941年11月16日，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冒着被国民党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公开了组织。三是1941年11月25日，张澜等民盟参政员根据民盟十大纲领，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内容十分尖锐，直指国民党统治的要害，得到了包括中共参政员在内的二十三名参政员的联署支持。民盟初试啼声，大获成功。四是1942年1月，张澜主持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会，排除阻力，吸收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入盟，使民盟正式形成了“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建派、职教社、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的内部格局，增强了民盟的战斗力。在张澜领导下，民盟很快摆脱了初创时的困境，不仅内部得以团结巩固，而且在国民党伺机打压的情况下，正式公布民盟的成立，非常巧妙地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张澜曾经感慨道：“我最讨厌党，因为凡是一个党，都有强烈的排他性，现在我却抓了一大把党在手里，真太奇怪！”徐铸成谢绝加入国民党1939年到1941年间，徐铸成在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职位上，与国民党在港领导人陈训畲和邓友德有密切来往。陈训畲是陈布雷的兄弟，对徐铸成其人其才颇为欣赏。1942年冬，《大公报》老板胡政之委派徐铸成到重庆了解“政治情况”，以利编报。徐铸成为此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收到陈训畲的热情接待，还得知“布雷先生想见见你”。一天，陈训畲、邓友德陪同徐铸成见到陈布雷。陈布雷说自己是张季鸾的好朋友，“季鸾作了古人，我很悲痛。幸好《大公报》有你和芸生二人，季鸾有了传人，我也很感高兴”。接下来，有段对话——陈：“你是否参加了政党？”徐：“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陈：“参加一个党，对自己的事业也有好处的。我从未介绍人参加我们国民党……但我想如铸成先生入我们的党，我自己愿当你的介绍人。”徐：“入党是一件大事，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答复吧。谢谢你的好意。”事后，徐铸成立即写信给胡政之，说了陈布雷主动表示愿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事，并说自己不想参加国民党，征求胡政之的意见。胡政之在回信中让徐铸成把这件事说给吴鼎昌。徐铸成本来已准备乘飞机回桂林，收到胡政之的信后，专门改乘公路汽车去贵州见吴鼎昌（吴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说明是胡政之嘱其就是否入国民党事征询意见。吴鼎昌问：“你自己的意见如何？”徐铸成答：“《大公报》一向是超然于党派之外的。我的意见，不想参加任何党派。”吴鼎昌说：“好，留在党外，说话方便些。”徐铸成回到桂林后，向胡政之报告了见吴鼎昌的经过，并写信给邓友德，说明自己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决定不参加国民党，请他向陈布雷婉谢好意。冯亦代的“侠风”黄宗江说——我初识亦代是在1943年春，我方从上海卖艺到重庆，在金山遇张瑞芳之后，与尚在盛世才狱中的赵丹的妻子叶露茜合演了《家》中的觉新和瑞珏。一次日夜场之间，我未卸妆，在后台闲坐，手持一卷我从旧书摊上买来的卞之琳的《西窗集》，扉页上有“冯亦代藏”的字样，忽然在身后出现了自我介绍的冯亦代，亦缘也。他那时是著名的“后台朋友”……当时的星座“四大名旦”白杨、舒秀文、张瑞芳、秦怡都称冯为“冯二哥”。此二哥乃独生子，无排行，更非“宝二哥”……“二哥”的出处连亦代密友，二流堂堂友苗子、小丁都说无可考了。据后起之秀袁鹰追索，当由于亦代有侠风乃获此美称……“二哥”之行侠也不外于帮忙、帮穷、帮人出书等等。……他当时的专业是翻译反法西斯名著，跑跑后台，写写文章。我们这号人当时是非常“突出政治”的，当时在陪都，是左是右，泾渭分明。我们多自命“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又多成了“党内布尔什维克”，这是后话了）。冯在解放前后均可称翻译家、活动家、发言家，也就成了右派一大家。……冯亦代是被他的顶头上司吴晗抛出来的。后来的后来，吴晗被抛得更惨。冯亦代也就闭口不谈此事。萧乾走天涯萧乾是个遗腹子。他在回忆录中说：“给我幼小心灵打上自卑烙印的，是贫穷以及生命最初十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在那嫌贫爱富的社会里，穷就矮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跑当铺，叫‘打小鼓的’，打粥，甚至断炊，都还只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和生理上的痛苦。我母亲为人佣工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凌辱。”1935年，萧乾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为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火，《大公报》缩减大量版面，他被辞退。1939年秋，萧乾远渡英伦，负笈剑桥，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1943年，他放弃学位，当上了专业的西欧战地记者。纳粹每晚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伦敦的硝烟里，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记录报道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列颠之战”等著名战役，并随美国第七军由法国向德国挺进。军旅中的萧乾，身穿棕黄色军装，肩佩“中国：战地记者”标牌，“踏着威廉街的废墟，去看过希特勒当年向大半个欧洲发号施令的魔窟；采访过波茨坦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也曾有过刻骨铭心感慨良多的瑞士之行”。一位朋友用动人的笔触描述萧乾说：“在加拿大使馆举行的酒会上，看着他端着酒杯在来宾间来回走动，见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交谈，用一口柔和悦耳的京白向国内的同行、朋友一一致意，我就不禁要想，他身心里正涌入与流淌着的这股悠长而甜美的酒浆，会使他如痴如醉重温过去的旧梦吗？无论怎样，与多少年驻游无定的风雨人生比较，他现在显然是已经整个地消融在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之中了。”（摘自《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