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格看元朝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课程论文从民族性格看元朝国际贸易班级：工商131姓名：熊君豪学号：2013014064从民族性格看元朝国际贸易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使社会走向安定,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开拓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促进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元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海、陆与亚、非、欧洲和阿拉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当时与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陆路上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关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海道贸易方面，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97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38个。汪大渊先后两次入海，所记都是耳闻目见，当为可靠。这9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今天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印度半岛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各岛及沿海地区，波斯湾沿岸及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最远可到达层摇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自庆元到高丽、日本之间的航路也基本上畅通无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在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锦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还有真州锡器、温州漆盘、明州席、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檀香、白芷、麝香等药材。其中有些虽然是朝廷的违禁商品，但仍有大宗出口。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如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珐琅、豆蔻、沉香、檀香、木材，漆器等。马玉麟曾诗曰：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汶。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歌歌鸣健橹。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中国商人与亚非各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都是平等交易的。有的是以物易物；有的以金银作货币，换取当地土产；有的以元代纸钞与当地通用的钱币、海贝等进行兑换。收税率一般是细物十分取一，粗物十五分取一，惟泉州市舶司则三十取一。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载：皇朝平定江南，幅员既广，贡赋益夥，于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邻海诸郡与远夷蕃民往复互易舶货，因宋制：细物十分而取一，粗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博之物，给以公文，为期日，而所入货，尝以万计，其法至详密矣。姚相年《乐郊私语》卷十七亦载：澉浦市舶司……国朝至元三十年以留梦炎议，置市舶司。初议：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陆路贸易方面，据当时往来中国的欧洲商人记载，从金帐（钦察）汗国的塔纳(前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国甘州、杭州等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旅行者和商贩来说是有安全保障（帕哥罗提《通商指南》）。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纳亚和威尼斯商人手中，许多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金帐汗国境，来到中国进行贸易。金帐汗国的许多城市，如克里木半岛的速答黑，亚速海边的塔纳、拔都萨莱(前苏联阿斯特拉罕附近)、别儿哥萨莱(前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和花剌子模的兀龙格赤等，都在当时的交通钱上。特别是月即别汗时期(1312-1341年)的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更是沟通中西方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国际性都市。据14世纪阿拉伯历史家乌马儿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记载，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着大量从各国来的商人，欧洲商人不用亲自到中国来，就能在这里买到中国的丝织品（《金帐汗国兴衰史》）。这说明元代金帐汗国从中国内地输入了大量商品。考古工作者在金帐汗国故址发现了许多中国产品，如在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找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萨莱发掘出来的有汉字铭文的铜镜等。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大德二年(1298年)，伊利汗国的合赞汗遣使来元朝，献大珠、宝石、文豹等珍物。皇庆二年(1313年)，合儿班答派遣使臣来元朝进贡方物。伊儿汗不赛因时期(1317-1335年)，大汗不断地派使臣到中国来朝贡，有时一年之中达五次之多（《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进献的有珠、玉、药物、马、文豹、狮子等珍物，元朝则回赐大量物品，实际上带有贸易性质。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亲密关系，对加强中国与伊朗、阿拉伯各地的经济联系是有利的。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都较前代有所发展，其中泉州、广州与波斯湾之间，商船往返极为频繁。在呼和浩特郊区坝口子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有波斯(今伊朗)的银币与金币，铸币年代待考。查得这些货币来源是经过当时丝绸北路的居延大道通商贸易而带来的。这条大道西连天山，东经阴山而达科尔沁草原，是一条联系元朝北部边疆的捷径（《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年总第51期）。马祖常《马石田诗集》卷四载：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首诗记载着元朝与今伊朗地区的贸易关系（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积极的对外政策是元代海上贸易发展繁荣的因素之一。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忽必烈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至元14年（1277年），元沿宋制建市舶司。10年后，元朝政府组建完整的海上贸易机构，设“行泉府司”，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统海船万五千艘”；还建立了海上驿站，专为宫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并组建“海船水军”，保护航道安全。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从当时情形看，从海外贩货至泉州，运费和纳税占货物总价的一半，“然其余半价尚可获大利”（《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元朝政府之所以采取上述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应与当时海上贸易获利丰厚有关。当然，在朝廷、舶商和沿海民众都把目光投向海上贸易时，矛盾也就在所难免。首先是朝廷与舶商争利。至元21年（1284年），国家废除十一税制，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元史》卷94），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又如，马八儿国（印度泰米尔邦）盛产“金珠宝石”，贩运获利巨大，于是元朝政府就在元贞二年（1296年）将此项贸易收归国家专营。然而海洋广阔，商船出没不定，上述法令难以切实施行，颁行不久又废止了。继而是官员与百姓争利。官员是舶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是江浙行省的官员下海经商，继之“诸王、驸马、权豪、势要”（《通制条格》卷18）纷纷加入。官员之家“皆有舟”，派亲信下蕃贸易。百姓舶商以江浙富民为主，这是舶商的基本力量和主要组成部分，但深受权豪欺压。官员将钱款交给富民作本，勒令其稍带下蕃贸易，“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元典章》卷22）更有甚者，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台公然派军队进港封船，强取财货。富民舶商为逃避损失，或在船只进港前“走泄细货”，或利用僧道享有的免税权，在其船中夹带货物。而官员本就“恃势隐瞒作弊”，不依法纳税，致使国家税收严重流失。至元28年（1291年）忽必烈决意整治市舶司，并很快出台了《市舶则法》。“则法”对违法行为制订了惩罚办法，并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选廉正者任市舶司官员；各衙门不得“差占”舶商船只，“永为定例”；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同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之意。由于“则法”维护了百姓舶商的权益，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1314年），因出口量超过海外市场的吸纳能力，以致出现“中国物轻，蕃货反重”的现象。元朝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限定“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限定出海船只，以减少货物出口量，到至治三年（1323年），问题已经解决，限制取消。从此，海外贸易进入稳步发展状态。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海外贸易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萍洲可谈》卷二）。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游历中国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同时也让西方了解中国，元朝国际贸易得到进一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