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新闻传播体制看苏联解体的原因

1意识形态不稳，国家政权不保——从苏联新闻传播体制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摘要：对于苏联来说，大众传媒业“崩盘”的导火索在于戈尔巴乔夫对新闻体制的“公开性”改革，但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改革也为这场“崩盘”埋下了伏笔。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体制作为该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其发展也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因此苏联新闻体制的改革对其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键词：苏联解体新闻改革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关于其原因的讨论就从未中断过，但不可否认，苏联的新闻体制改革在苏联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业进入“解冻”时期，新闻报道开始自由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新闻“公开性”在政治层面与法律层面上得到了认可，各种言论开始爆炸式发布在社会公共媒体平台上，其中不乏反动言论。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公开”，苏联的社会舆论开始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最终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传媒体制赫鲁晓夫在思想方面做过的最轰动的事就是召开秘密会议全盘否定斯大林了，一方面，这可以看做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严重的僵局，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一些记者和作家开始触及过去属于“禁区”的问题，扩大了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促进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能从正确的理论基础出发，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体制没有得到改变，加之改革触及苏联“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舆论界开始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声音。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传媒尚处于蓬勃起步阶段，在当时，文化的“解冻”利大于弊，若不发生后来的事，估计也鲜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政策挖出来加以批判。赫鲁晓夫之后，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中又开始推行“新斯大林主义”：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领袖作用，停止平反冤假错案，加紧书刊检查，限制公民权益……在这个阶段，苏联经济趋于保守，思想上大搞个人崇拜，传媒界也不得不附和于政治，报道一些不实消息。这个时期的新闻报道特点是，报纸掩盖社会问题，阿谀奉承、脱离人民，这种报道模式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民难辩是非，为反动派的生存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戈尔巴乔夫的新闻体制改革（一）实行“公开性”原则，倡导“舆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会上强调“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次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又出版了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他在书中说，要实行“广泛的公开性”，意即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盟友或是敌人、集体还是个人，都有资格在大众媒介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2（二）允许私人、各党派团体和外国人办报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就使私人办报与其他各政党团体办报合法化，为新闻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在此之前，由于实行“公开性”，《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不受党领导的报刊已经出现，而1990年3月的苏联第三次人民达标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还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并承认多党制，这些都使非党领导的报刊大批涌现。到了1990年10月，有13个党派的报刊取得了合法的营业执照、其中100家属私人所有；独立通讯社也开始出现；《文学报》、《劳动报》、《莫斯科真理报》等机关报刊也纷纷宣告“独立”，删掉了报头上“机关报”的字样。（三）改变了党报的内容与作用、放松了西方媒体进入苏联的管制戈尔巴乔夫说：“新闻媒介应当报道各种观点的冲突”，于是党报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问题上开始出现舆论多元化，尽管这是为了从“客观性”出发，但对媒介管制太过松散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媒介开始持同党的方针相对立的立场，某些党报甚至转入了宣传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阵营。据资料显示，1987年1月，苏联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频道的干扰，几个月后，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和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干扰。三、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一）“公开性”使反对党的声音开始大量涌现实行“公开性”也是苏联实行政治改革的开端，此前，新闻出版与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在苏联被压制和禁锢得形同虚设，各级宣传部门凌驾于所有媒体之上，党中央宣传部每月与媒体召开会议，对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提出意见，并指示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任何有关报刊的变动都需经过党中央书记处批准；服从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的人则受到惩罚。在这种僵化严苛的新闻管制下，一方面，社会可以处于暂时安定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权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正在中央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滋长。所以，一旦传媒实行“公开化”，这些反对的声音便得到放大与传播，扰乱民心，动摇苏联的政治根基。到了1989年，很多报刊都发表“反动文章”，报道的内容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摸黑社会主义制度。《星火》周刊刊文“十月革命是不必要的、错误的”；还有报刊称斯大林是“暴君”、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横制度”、苏联共颤动是“党阀专制”……总之，许多新闻工作者沉溺于鼓吹反动言论，使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二）允许私人、各党派办报使民族间的冲突加剧开放办报导致某些实力较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在民族主义上占了上风，他们开始鼓吹民族分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制造强大的舆论。卡拉巴赫自治州、立陶宛、保加利亚等地都出现了民族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央的向心力逐渐被削弱，中央越弱，局部的冲突越强，局部冲突越强，中央又变得更弱……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苏共的领导力就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冲突中失去作用。（三）党报功能的缺失与西方媒体的流入导致资本主义宣传盛行3自从戈尔巴乔夫实行新闻改革后，苏联报刊上就出现了全面推崇西方政治模式的文章，力捧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苏联中央却依旧坐视不管，这些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对西方文化的宣传也达到了极致，他们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人看做外来移民、宪兵、酒鬼、色狼，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被“魔幻化”宣传至民众的观念中，导致民心不稳，政局动荡。总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新闻体制的改革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造成从上至下的思想涣散与混乱，导致了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成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参考文献：[1]王贞一：《论新闻的“公开性”——苏联解体的舆论伏笔》，载《研究交流》。[2]刘帅：《“新闻自由”下的苏联解体》，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11月，第11卷第6期。[3]李宏：《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总第1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