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专题二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上）一、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上捻军、天地会起义以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构成19世纪中叶农民群众斗争的风暴。由于太平天国与历史上其他农民战争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教材着重讲述太平天国。（注意教材的提法，以往多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本教材改为“农民战争”。）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时代背景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和以往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相同的。正如天地会《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页。）曾国藩在奏折中也提到：“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曾国藩奏折中着重谈了“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几个问题。曾国藩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成员。他的这些话更有说服力。（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9～32页。）这两段史料说明，正是因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其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的背景。这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9年，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因外国的侵略而迅速激化。第一，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支出了巨额的军费，《南京条约》又规定要向英国支付赔款，这就迫使清朝统治者大幅度增加剥削强度，在繁重的旧捐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捐税，这些捐税最终都落在农民头上。第二，尽管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鸦片贸易还没有合法化，但清朝官吏实际上已经不加禁止，战后10年，鸦片的输人量增加一倍以上，这就使战前已经很严重的“银贵钱贱”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民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却必须是白银，结果实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第三，由于《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独一无二的外贸口岸地位的失去，使两广、福建、湖南、江西原来依靠内地通往广州的商路谋生的成百万下层群众顿失生计，这几个省份后来就多数成为农民起义特别猛烈的地区。（详细的分析可参看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5页。）太平天国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农民的工具，也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时代特点。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缺少文化，容易接受神秘的宗教语言，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很多农民起义都是通过宗教来发动的。鸦片战争后，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播。洪秀全接触到这种外来的新宗教，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以后非常沮丧。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位传教士送他一本书，即梁阿发用汉文写成的基督教布道文书《劝世良言》。他受此书内容启发，并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戒条，加上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仪式、传说，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但是，洪秀全的新宗教与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完全不同，如范文澜所言，外国传教士传授的是“一个侵略的上帝”，洪秀全“要制造的是一个革命的上帝”。（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97页。）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事实证明，洪秀全创立的新宗教在发动、组织农民方面起了极为明显的作用。以往的一些论著称洪秀全创立的宗教叫“拜上帝会”，但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故教材没有采用“拜上帝会”的说法，而称“拜上帝教”。2、体现太平天国特点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两篇文献集中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九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O0年版，第21～26页。）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产品的分配，对在基层建立军政合一、军农合一的制度以及选官制度、宗教教育制度等都作了规定。可以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部法典。《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也提出过类似“均田免赋”的口号，但史籍上并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朝田亩制度》则是中国两千多年农民战争史上最为具体、详细的分配土地的法规。这个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反映了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要求。因此，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流和本质。因此，称《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的土地分配制度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空想的性质。它所设计的具体分配方案也不切实际。因为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先要把地主的土地没收，把所有土地归为国有，然后再重新分配，这就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还要克服各种反抗，太平天国并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土地分配的技术问题也十分复杂，16岁以下分半，过两年后这个人就成年了，怎么办？人口的变化如出生、死亡、犯法被捕、迁移、弃农转业，又怎么办？还有把土地分为九等也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规定平均分配土地，但同时又规定耕作者不能自由支配赋税后的农副产品，这反映了制度本身的思路是不严密的。很多学者研究指出，太平天国实际上并没有推行这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资政新篇》，洪秀全等人学习了西方基督教的一些语言和教义，把它们改造成发动农民的思想武器，但毕竟没有学习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资政新篇》却是一个真正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方案，提出者洪仁玕（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今花都区）人。洪秀全族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1852年（咸丰二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直至1860年4月辗转到达天京。5月，被洪秀全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执政之年，作《资政新篇》。）在香港住了近7年，是一位对西方有所了解、讲求实务、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新式知识分子。洪秀全对《资政新篇》各条建议多有批示。《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竞雄”，但严禁鸦片入口，对来华的外国人，“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23～541页。）《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中一个光辉的亮点，使这次农民战争鲜明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不过，《资政新篇》是一个建设的方案，必须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定的环境才可以实施，但太平天国偏处一隅，尤其在1859年以后，太平天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此外，洪仁玕虽然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和支持，但他的威信不足以统筹大局，没有能力和机会培养、组合一个改革的核心。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不可能理解这个方案。所以，《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3、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在很长时间内，太平天国被称为农民革命运动，评价时有拔高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日趋多元化，近十多年，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论点。必须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有其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不宜对太平天国作出溢美或否定的评价。在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第一，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来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因此，太平天国的打击目标与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一致的，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太平天国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消灭了百万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这场起义之后，清王朝不得不授予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头目越来越大的权力，军权、财权、人事行政权下移，地方督抚权力大增，清廷对地方控制的能力减弱。（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川、陕、鄂交界发生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耗尽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削弱了清正规军。故清政府开始动员和利用地方武装，“团练”就是这时出现的。为控制“团练”清任命了“团练”大臣，如曾国藩等，他后来又组建了新式地方军队－湘军。）几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很大程度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后形成的这种政治格局。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不少地主家族死亡殆尽，大量田册地契毁灭，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但在一些地区实行“着佃交粮”的政策，实际上承认了佃农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起义失败后，清朝虽实行“回归原主”的政策，但很多土地已经无法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部分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成为土地的新主人，这就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新自耕农，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太平天国反抗外国侵略势力，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要求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和遵守太平大国的法律，严禁鸦片贸易。当外国侵略者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触犯了他们的侵略利益、外国将会以武力对待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威胁下屈服。据李秀成说，外国侵略者曾经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联合反对清朝，被洪秀全严辞拒绝。（《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838～839页。）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太平天国起义者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以及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斗争，表现出英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