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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性质:文学是人学。中国文学的分期:当代文学的分期: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2)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关于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文学从属并影响政治。“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活互相对立的艺术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革命对文学的规范性要求:(1)题材:工农兵生活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典型;主要写生活的光明面,即以歌颂为主;必须揭示历史本质,展现生活的客观规律;表现对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创作方法、艺术风格:风格、形式要通俗易懂、明朗,反对晦涩朦胧;文学批评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关于文化遗产:言行不一继承文化遗产是有选择的,50年代将民歌确定为新诗的发展方向,对苏联文学的推崇,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3)关于文学队伍——新文化的建设者。依靠工农兵,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始终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保持高度警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当代文学的起点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意义: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平召开,确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成立“文联”(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最重要最活跃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中国作家协会,即现在的“作协”。第一次文代会缺席作家:沈从文,张爱玲。概述当代文学是指从建国后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1性质: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2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当代性和整体性。3特点:“新时期”文学:文艺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内容到形式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理论批评空前活跃;“二为”方针扩大了文学的功能;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等文学大潮的走向标志着文学对现实的关注;文学主题开阔与深化;创新与探索活跃。50-70年代的文学界批判运动: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2.对萧也牧的批判(1951年)小说《我们夫妇之间》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年)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胡风曾写有30万字的申辩文章。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6.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1963年开始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全面批判运动。7.1966年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的焦点:A:批判电影的历史违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B:批判影片宣扬的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C:批判影片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否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判内容:1、认为俞平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分析和评论《红楼梦》。2、形式主义地理解《红楼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以模仿性代替了作品的独创性。3、以考证代替科学的分析,而且有时不免流于烦琐三、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胡风文艺思想:(1)主观战斗精神: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来源于“生活的深入和胸怀的扩大”,来源于“作家的献身的意志和仁爱的胸怀”。(2)“写真实论”:真实的生活写照——不断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真实的体验传达——高扬“主观战斗精神”。(3)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弥补作家世界观上的缺陷。(4)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强调吸收外来文艺和外来形式。四、文艺界的反右(1957年)1957年春,中共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陡然一变,中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6月18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1957年的6月至9月,中国作协党组连续举行了25次扩大会议,从丁玲、陈企霞对1954年检查《文艺报》不满的所谓“反党”行为开始,进而指责冯雪峰1936年从延安到上海后与鲁迅、胡风的合作,“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进而延及诗界的艾青、美术界的江丰,戏剧界的吴祖光等一批党内的老艺术家,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这场斗争以周扬的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结。《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开辟专栏,对1942年在延安批判过的一批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进行“再批判”五、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1963—1964)(1)批示出台的背景:a毛对政治形式的错误估计,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b文艺再次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破口,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急剧地向左转。(2)1963—1966的一系列大批判“有鬼无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纠合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于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国。《纪要》内容:(一)文艺黑线论: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二)唯心主义理论“根本任务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英雄人物。“主题先行论”是指:“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50-70年代的文学界批判运动(一)五十年代:“双百方针”: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双百”方针的影响: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三个突破:1.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其代表作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2.突破了人民内部不适用讽刺这一文学手段的囿见。3.突破了回避描写爱情或爱情不能作为作品题材的禁区。这一方面的作品有宗璞的《红豆》(三)六十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1.新侨会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到会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强调要“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要改变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字登科”的作法。2.广州会议: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也于3月6日作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和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讲话标志着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酝酿着一个重大转变。3.大连会议: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上的单一化。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对文艺现状进行了分析,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文革文学文革文学的特征:政治的直接审美化,革命浪漫主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1“样板戏”的培育。“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1970年达到高潮。被作为“文艺新纪元”的标志2文革时期的小说。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手抄本小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知青的小说: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3文革时期的诗歌。公开的诗界:红卫兵的诗;工农兵的诗。代表作:张永枚的《西沙之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72年之后,李瑛等的诗穆旦的诗:不能公开发表的诗。天安门诗抄起因:纪念周总理。时间:1976年1-4月。实质: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形式:广场集会,张贴、传抄诗歌。被指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性质:政治事件。历史意义: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的典型体现。“白洋淀诗群”食指(郭路生),芒克,多多,根子等。代表作:《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诗人大多是北京知青,出身于知识分子获“高干”家庭(四)本时期小说形态:“单一化”是这一时期小说形态的总体特征。表现在:1.言情、武侠小说失去了合法化的地位2.讽刺、幽默的小说也不能继续推进3.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也没了生存空间4.与小说形态的单一相关联的是小说风格的单一,奔放、雄伟、刚健、热烈杨沫及《青春之歌》生平:原名杨成业,祖籍河南湘阴县。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书店店员等职。1933年入党,1934年开始写作。之后,主要做文职工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丹花》,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三)文本解读1.情节与主题:小说以193109018—193501209这段时代为背景,以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为主线,艺术的再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化和精神面貌。是对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成功演绎。形象地说明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的得到解放,才有值得歌颂的青春。2、林道静的形象(1)个性解放的新内涵。子君:大胆的叛逆者沙菲:迷茫的叛逆者。林道静:进步的叛逆者(2)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形象。林道静的双重性(起点)、余永泽:人道主义(第一阶段)、林道静:卢嘉川: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江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完成阶段)(3)形象意义:作者通过林道静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揭示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他们接受革命常常是从个人遭遇和理论认识开始的,他们从民族矛盾进而认识阶级矛盾,从求个人解放到争民族解放,从个人奋斗、幻想个人英雄式的事业,到参加集体的阶级斗争、革命的英雄主义;从对劳动人民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同情到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感情。并且,作品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3《青春之歌》解读a情爱故事b寓言故事: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史《青春之歌》将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主体,同时也创造了这一叙述的基本范型,即“反抗/追求/考验/命名”。c成长小说:在性与政治之间李扬的小说解读定位到了“性别游戏”与“政治认同”的纠葛关联中:即私人的“性”与超然的“政治”相互借力,政治的审美表达通过“性”的征服显示魅力。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它是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单位。余永泽的失败、卢嘉川的成功标志着革命阶段性的转折。4艺术特色:对比手法的运用、通过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与命运结合、语言抒情色彩。梁斌及《红旗谱》梁斌原名梁维周,《红旗谱》1957.12.中国青年出版。一朱老忠形象朱老忠是一个处于动态的时间关系中的不断成长的新的形象。朱老忠的成长动因——个人复仇,起初共产党对于他具有的只是“靠山”意义,与“一文一武”的复仇理想如出一辙。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阶级意识的建构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超越,阶级斗争终将取代个人复仇。在某种意义上,朱老忠的“成长”甚至取决于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升华这种个人仇恨。始终在复仇意识中延宕的朱老忠,在等待着神启和拯救,等待着对自第我的超越。一,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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