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奇葩”的“胡杨绣”

“天山奇葩”的“胡杨绣”在新疆木垒哈斯克自治县县城有一片建筑群，远看，像哈萨克的毡房，几乎占据了这条街的一半——这里是被誉为“天山奇葩”的“胡杨绣”工场。“胡杨绣”曾经叫“哈绣”，其工艺和中国著名的“苏绣”、“蜀绣”接近，由于绣娘全是该县的哈萨克女子，绣品的内容多为象征吉祥喜庆的图案；花纹多源于动物、花草的形象，色彩艳丽，装饰性强；有的用于装饰衣帽、被褥、马具，有的作为挂毯挂于住房(毡房)的墙壁……故称为“哈绣”。后来请来苏州刺绣大师传授苏绣技艺，在工艺上让哈绣与苏绣高度融合，内容以当地风光尤其是胡杨风光为主，不仔细看，很难分辨是水彩画、摄影、油画还是刺绣作品，色彩更加逼真，进而创造出独有的刺绣技术和风格的新型哈绣产品，故命名“胡杨秀”。资料显示，胡杨是第三纪残遗的古老树种，能够在沙漠中生存并天然成林，距今已有6500万年以上的历史；世界范围内，胡杨主要生长在中国新疆，新疆多数分布在南部的塔里木河流域，少量分布在天山以北的奇台、木垒和伊吾县境内。这些县的胡杨形象奇特，多数枯死多年，经岁月的风吹雨打，没了枝桠和树皮，赤裸裸的躯干勾心斗角、张牙舞爪，沧桑遒劲，凝重朴拙，惊鬼泣神。木垒县是全国三个哈萨克自治县之一，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北与蒙古国交界(边境线长74公里)；木垒在西汉时为蒲类国地，盛唐时期隶于北庭都护府下的蒲类县，唐末属高昌，宋代归西辽，元代为蒙古族的游牧地，清代定名“穆垒”，后又改为木垒，隶于镇西府。民国6年(1917年)设木垒河县佐。民国19年(1930年)升格为县。1954年成立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属迪化专区管辖。1958年划归昌吉回族自治州，现辖三镇八乡，总人口9万，其中哈萨克族占22.63%。木垒哈萨克妇女有刺绣的传统，户户都有刺绣的能工巧匠。以她们丰富的想象，奇巧的构思，灵巧的双手在绸缎、棉布、皮革、毛毡上，挑、刺、绣、补、钩，让五颜六色的毛绒或者丝线，精心刺绣出鲜艳、炫目的图案。古时游牧，外部世界蓝天白云雪山草地，毡房却是五彩缤纷的艺术殿堂，至于男人骑马放牧，其马具同样被妇女的刺绣饰物装点得瑰丽多彩，成为流动的画幅，和谐于自然中，更显潇洒壮美。当今，游牧已成历史，定居改变了这里哈萨克人的文化、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古老的刺绣技艺却更加成熟，绽放出夺目的异彩。尤其刺绣盘花机技改后，由电脑控制的新一代刺绣盘花机，克服了很多缺陷，有效取代了手工绣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艺术品位，融入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有的作品一幅价值数万元，远销日本、中亚、西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县的绣娘有六千名，每年的产值二亿元；在“胡杨绣”工场专业从事刺绣的绣娘们，平均月收入三千多；分散在牧点和村里的兼职绣娘，仅刺绣的月收入在300——500元之间。在展厅里，你可以观赏到旖旎的风光，栩栩如生的动物，伟人像令人油然而生崇敬感……玲琅满目，叹为观止。新疆的刺绣文化新疆出土的刺绣织物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据王博说，可以推至春秋晚期。新疆各民族聚居区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的民族刺绣工艺，并且世世代代延续至今。千百年来，新疆古老的刺绣文化也蕴涵着中华文明和各民族多元文化交融、汇集的灿烂历史。新疆民间刺绣在世界各国大放异彩，其实，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刺绣艺术品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作品里有新疆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情愫，他们把内心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爱戴，都融入到这一针一线里。历史悠久的新疆丝绸之路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各种外来文化和本土的各民族文化一直都是在相互碰撞着、交融着……从出土文物里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部门近日在对阿斯塔娜古墓群一座被盗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时，发现了一幅公元五世纪的“共命鸟”（也称双头鸟）纹刺绣品。专家们说，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对了解高昌国时期的历史非常有帮助，而共命鸟又来源于汉民族一个古老的佛经故事。这幅共命鸟纹刺绣图案可能比1979年出土的同类刺绣品的年代更早一点，并且最大的不同是以前的鸟头相背，而这幅相向。相传“共命鸟”生活在极寒冷的雪山之上，两只头可以一醒一睡。一天，醒着的头独自吃下了一朵香花，睡着的头醒来后非常忌妒，它吃下一朵毒花，毒死了另一只头，也毒死了自己。这个故事寓示着个体和整体脉息相连，休戚与共。在新疆发现“共命鸟”纹刺绣品，这说明了新疆自古就是佛教盛行流传的地区之一。新疆博物馆考古部专家王博兴致勃勃谈起了他对汉民族刺绣品的认识，他说：“对刺绣的认识，好比说补一个补丁，就补成一个花纹的效果，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成绣了，以后就构成了花纹，成为锁针绣呀、平针绣等，不外乎就是技法的一种变化。东晋的时候就有双头鸟的这种绣，这种绣在吐鲁番出土，说明这段时间吐鲁番可能是汉族人呆过，也有可能是汉族人绣的，但是这种风格确实有汉风存在，双头鸟在中原就有，在山东出土过。”然而，不管怎么说，有一条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共命鸟”纹刺绣品体现出了新疆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的丝绸锦绢，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汉民族的古老刺绣技艺，其技法以锁绣为主。这些丝绸锦绢大量运用了花草纹、鸟纹、龙纹、兽纹等表现形式，浪漫地将人跟动植物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些刺绣形象细长清晰，留白较多，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丝绸锦绢当然离不开刺绣，中国内地把带有精美刺绣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新疆，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廷等国家，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琉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物又大量传入中国。新疆的丝绸之路，就像一条文化的大动脉，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及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入到新疆。从这些地方流动来的能工巧匠在新疆或者逗留，或者做生意，或者定居，他们也把自己的独门绝活留在了新疆。新疆古墓群所出土的历代刺绣品无疑折射出了多元文化的耀眼光芒。据王博说，新疆出土的一些丝绸制品的纹理和图案有些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过的，说明这些丝绸制品很可能是从境外过来的。自汉代以来，据记载，希腊人喜欢中国的丝绸，称中国为“丝绸之国”，古罗马人甚至用黄金换取我国的丝绸（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绸）。而汉唐时期，我国也用丝绸换回西方的良马、琉璃器和玻璃器等物产。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古墓葬群就出土了大量的印花棉布、刺绣、拉绒地毯等。王博在山普拉考古时，在一处墓葬见到一方三尺余的丝绸织品令他精神大振,原来织物上织有的异国风情图案遗物，明显具有古罗马、波斯风格。王博专家根据出土物推断，该墓年代应在汉代至晋代，王博说：“我感觉是丝绸之路文化现象，就是一个动的过程，东西方在行走的过程中，在新疆留下了一些东西，你不好说是不是新疆的。新疆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子做的非常粗糙，成分有可能是西方的，有可能是东方的，好比说风格相似的东西，东西方人可以互相仿照。是不是纺织上有这种现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东西方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是不固定的。他把工艺带到新疆，但是过段时间，这个人走掉了，这个工艺也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考古学家根据已发现的刺绣和织物等文物判断，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的枢纽地带，成为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这还要得宜于中原丝绸，一群群各国商队通过漫漫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绚丽多彩的丝绸通过新疆这个门户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国家。代表着汉民族文化的中原丝绸在古罗马、叙利亚、波斯等异邦传扬流播的过程中，曾对世界文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可见新疆出土的刺绣品和织物纪录了汉民族文化曾经在新疆留下的光辉历史，这一象征着古老文化的刺绣工艺有些失传了，而有些工艺却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认知，共同利益不断增长，民族文化意识就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包容性。当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还会长期存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差异和谐互补，正如弓和琴弦的对撞，产生出何等美妙的音乐！那么现代的新疆刺绣作品和古代的刺绣品有又哪些差异呢？在新疆出土的汉代刺绣艺术风格跟中原的楚绣差别比较大，绣是个人行为，每一个女人的绣工都不一样。古代有些刺绣技艺失传了，失传的原因就有了机械化，人绣的东西，用机器直接绣了。现在的维吾尔族比较多的采用平针绣，山普拉和扎不鲁克的古墓群也有出土的平针绣，出土的刺绣以植物花纹多见，因为新疆葡萄和石榴比较多。和田洛浦县有一个骆驼绣品，是定针绣，用线把花纹定好了，再绣。这些出土刺绣织物代表了当时纺织品工艺的最高水平。千百年之后，当考古学家们拂去历史的迷雾，揭开潜伏在在尘埃中的这些精巧的刺绣作品的“美丽面纱”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惊奇地赞叹这些见证了历史的精妙绝伦的“作品”。解放以来，新疆考古学家在新疆阿斯塔娜古墓群、山普拉古墓群等历史遗迹里挖掘出大量的各种织品和精美的刺绣品。这些出土的织物，能否更好的诠释新疆文化的交融性和碰撞性呢？新疆博物馆考古部考古专家王博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他说：“新疆有（织品）实物出土，但是缺少记载，这些织品代表当时纺织业的最高水平，我认为织品工艺可能不是新疆本地的，也可能是中原或者罗马、希腊的工艺传统，但也有一部织品有这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迁徙的时候，把西方的东西带过来；再一个就是流动的人本身就有这个工艺，在迁徙的过程中，把这个工艺带到了新疆。因为新疆的人流动性比较强，特别是技艺性的人，所以把这些出土织物作为一个外来文化或者本地文化现象都不合适，可能是丝绸之路文化现象。”结语几千年来，新疆就像一座巨大的熔炉，它陆续把各种不同的种族、民族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熔冶于一炉，使这里的人文面貌不断变幻着色彩，新疆汉文化在这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仅从出土的刺绣艺术品就可以看出新疆文化又融入了许多汉民族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人独有的大器、宽容、豁达、进取的文化品格。【参考文献】（1）《新疆地方史与新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