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人物与创作背景分析

《变形记》的人物与创作背景分析《变形记》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之后的故事。格里高尔是家中的长子，他负担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同时还要偿还父亲之前经商失败欠下的大额债务，每天奔波劳碌，奢望着在偿还完债务之后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帮助妹妹完成她的音乐理想。可是一朝祸至，在他变成甲虫之后，经理人惶恐地撤消了他的职务，家人也由刚开始的惊恐，逐渐变得忧虑、淡漠、厌恶并最终想要将他驱逐出去。就在格里高尔怀着对家人的失望、歉疚和爱安静地逝去时，家人们竟整理心情出门度假了，甚至在失去他后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本文延续了卡夫卡一贯的写作风格：作品明显带有荒诞的色彩，主人公的来历背景皆模糊不清，小说气氛虚虚实实，无妄之灾突然降临到主人公的头上，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种困境，最终只能在愁苦中死去。文章中充斥着孤独、失落、陌生、恐惧、绝望的感受，深刻体现了现代人的困惑感和危机意识，极具发人深省的力量。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个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的家庭人口简单，父亲经商破产，一蹶不振，母亲生病居家休养，不能劳累，妹妹上学，心理单纯。作者并没有对于格里高尔的外貌等特征着重叙述，而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对他进行心理描写。格里高尔的日常生活、性格、他的愿望或者说他的生活目标，他在变成甲虫后的焦虑，考虑家庭以后的经济来源时的羞愧以及面对家人的惊慌厌恶时的绝望和痛苦，都是通过心理描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格里高尔的内在性格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他非常的富有责任感。在他没有变成甲虫之前，他一个人负担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尽管在工作中受尽上司的欺压和同事的白眼，并且繁重的工作已经快要压垮他的肩膀，他仍然不允许自己冒险换工作，只是梦想着可以在偿还完父亲经商欠下的债务后找个自由点的工作，并且攒下一笔钱帮家人改善生活。其实，格里高尔已经尽到了作为长子的责任，在自己工作这么辛苦的情况下，还为家中请了两个女佣帮助母亲和妹妹做家务。他还希望家庭条件能更好，妹妹能够永远单纯快乐的生活下去，可以完成音乐梦想，这些都成为了格里高尔鞭策自己的动力。而在他变成甲虫之后，依然将扛起家庭重担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焦虑着每况日下的家境，对父亲拿出私下积攒的钱财（要知道格里高尔为了还债和改善家庭生活几乎一刻不停的工作，父亲却从没有将这笔钱拿出来过）不仅没有生气、伤心，而是觉得父亲有先见之明，做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去工作的父亲、妹妹和帮别人做工的妈妈，他被“自责和忧愁压抑”着，“羞赧和伤心地浑身燥热”。第二，他善良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人。格里高尔对家人的爱无疑是深沉的。在他依然健康的时候，努力改善家庭境况。在他变为甲虫之后，看着母亲因为自己而晕倒，父亲气得哭泣，他自觉地缩回房间，不再出现在大家面前，告诉自己“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妹妹给他送食物的时候害怕看到他，他就将自己藏在憋闷的沙发之下，并且耗费巨大的体力拖着一条被单盖在自己暴露于外的身体上；甚至在父亲将一只苹果砸进他的背部时，他也只是艰难地乖乖地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终于妹妹厌恶地一再提出“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时，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最终，格里高尔在孤独和绝望中“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静静地消逝了。第三，格里高尔渴望追逐自由的生活。格里高尔即使在最辛苦的时候也依然怀揣着瑰丽的梦想，即过上自由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能够换掉目前的工作，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享受生活，那就是幸福的开始。虽然在之后，他变成了可怖的大甲虫，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条件，但是在人生的最后，面对着恶意重重地现实社会，他无奈却又欣慰地选择了最后的解脱——死亡。这已经是他所能追求的最后一点自由了。这些性格构成了一个善良、可靠、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格里高尔的心理变化是文章行文的一条重要线索。而文中的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则是格里高尔的家人对待他的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尊敬、依赖、信任和喜爱。这个时期，格里高尔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所有的家人都在精神和经济上依靠着他。他是母亲心中善良、勤劳的儿子，她对他怜爱而温柔；他是父亲心中重振家业、改善家庭现状的倚仗，他对他信任而依赖；他是妹妹心中高大的无所不能的兄长，是她实现梦想的希望，她对他崇拜而关怀。大家已经习惯了格里高尔为家庭的付出，并且习惯了去享受这种付出，“不管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给的人也很乐意，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这就使变故发生后格里高尔对家庭的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反差令人无法接受，出现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惶恐不安，内心关怀而不知所措，惧怕他也期盼他能尽快恢复正常。当格里高尔刚变成甲虫时，母亲受到惊吓，当场晕倒，父亲则是急得哭泣起来，妹妹甚至在他还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不出来时就已经开始小声地哭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妹妹的懦弱和他对格里高尔的依赖程度之深。此时的母亲不敢见自己的儿子，父亲不愿见到他，只有妹妹担负起每天给他送食物的职责，虽然她也害怕见到甲虫状的格里高尔。秘书主任的落荒而逃，可以想见格里高尔的工作前景已经看不见任何光明了。整个家庭陷入一片迷茫之中。但是私底下，大家还没有将格里高尔彻底地当成异类，还在祈祷他赶快健康起来，也依然将希望放在他的身上，但是却是在确保他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情况下。正如格里高尔看到的那样，“清晨那会儿，门锁着，他们全都想进来，可是如今他打开了一扇门，另一扇门显然白天也是开着的，却又谁都不进来了，而且连钥匙都插到外面去了”。父亲开始工作了，并且有了惊人的转变。他以前“总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晚上连站都站不起来”，手举一举就算是欢迎儿子回家了。可是现在“他身子笔直地站着”，“黑眼睛射出神气十足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头发也从乱蓬蓬变成一丝不苟的了。甚至父亲还“强壮”地将一颗苹果砸进了格里高尔的背上。父亲并不是真的虚弱到无法正常生活，母亲也不是不能工作，妹妹更不是只会打扮自己，但是格里高尔以前的付出被大家当做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也就放纵自己沉溺在安逸的生活中。父亲宁愿将钱攒下来，也不愿还债让儿子可以早日实现愿望。大家都无视了格里高尔的痛苦。而当大家都能够自力更生时，格里高尔存在的必要性就被减弱了，从支柱变成累赘，尤其是他长期不复原，家人的耐心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引起了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冷漠、惧怕、厌恶、无法忍受。在这一阶段中，父母与妹妹都已经开始了各自的工作，但是之前安于享受的生活太幸福，辛苦的工作使大家逐渐失去耐心，变得暴躁起来。这其中，妹妹的转变最为明显。她逐渐对格里高尔不耐烦起来，经常忘记给他送饭，也不再关心他有没有吃。在格里高尔将房客吓走之后，妹妹终于忍无可忍地向父母提出“一定得将他弄走”，并且说已经照顾过他，仁至义尽了。最后，妹妹的一席话打动了父母——这肯定不是格里高尔，“如果这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在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这句话倒是体现出了妹妹的确了解格里高尔的性格，他是特别替他人考虑的人，并且也确实想要离开了。可是格里高尔往日与妹妹的关系最是亲密，最终下定决心要问心无愧地抛弃他的人也是“温柔”的妹妹。这真是分外的讽刺。此时，家人已经将格里高尔从人的范围中驱逐出去，当成异类了。文章的两条线索彼此缠绕，共同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真实而又荒诞的世界——格里高尔一夜之间由人变成一只甲虫，这是极为荒诞的，然而更加荒诞的是格里高尔自身仅在最初的时候惊慌了一下，就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而格里高尔对家人百般付出，现在遇到困境，家人本应给与他无条件的帮助，但是他们却认为格里高尔无法再养家，将他当成累赘，毫无愧疚地抛弃了他。在他死去之后，家人们竟轻松地去郊游了。这种荒诞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但是在荒诞之外，作品给人的感觉又是无比的真实。因为作者采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格里高尔的动作与甲虫的生活习性一般无二，但是他所有的心理活动和变化又都是属于人类范畴的。而结合格里高尔以前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发现，为了家庭不辞勤劳，默默耕耘的格里高尔，本身就像是一只负重的虫子一样在社会上艰难地生存。那么，他丧失人的特性，异化成虫也就更加的令人信服。其家人对此作出的反应也是符合家庭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更加地令人感到真实。本篇文章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当时科技与工业迅猛发展，降低了人的价值，社会的商业化和金钱万能的世风，淹没了正常的人性。人与物之间相对立，物操纵人、奴役人。现代人受到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走向人的反面，亲人成为仇敌，关怀变成冷漠，人的本质被摧残，异化成非人。作者将荒诞的艺术构思与真实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触发了日常的平淡温情的生活当中不可能显示出来的矛盾冲突，深刻揭露了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中人的冷酷自私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扭曲的人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即人们在丧失创造价值或财富的能力，对社会不能再贡献力量时，就会被社会排斥、厌恶、边缘化乃至异化。所以，在《变形记》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异化，不仅是他身体的异化，更是他的处境的异化，也是人的心灵的异化。文章中也充斥着作者的孤独感、陌生感和恐惧感。卡夫卡在民族上没有归属感，在家庭中，由于父亲严厉、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卡夫卡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严重的精神压抑。加上孤僻敏感的性格和失败的爱情等因素都令卡夫卡沉浸在孤独、陌生和失落中。这些情绪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卡夫卡曾在一封信中说：“我在我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其实在实际生活中，除了父亲之外，卡夫卡同妈妈和妹妹的关系很融洽，但是显而易见，在卡夫卡的内心，他并没有这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家人都不会抛弃自己”的信任感。也许，卡夫卡一直存在着某种恐惧，就像《变形记》中他写的那样，在自己遇到某种绝境，失去所有能力的时候，家人也会毫不犹豫地驱逐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