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第一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１）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写的一封信（林彪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当时才22岁。林是随朱德南昌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的，但来到井冈山后，却对毛产生崇拜，对毛的思想、看法较为赞同。同时毛对林也较为欣赏，认为林较有军事才能。因此林有问题都愿意写信向毛请教，或跟毛探讨问题。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林彪又给毛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毛的全力支持，希望毛不要离开红四军前委。6月14日，毛给林写了一封回信，一方面表示对林对自己支持的感谢，另一方面也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着重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并指出，那些错误的思想，“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中分析红四军（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组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如“政治水平低”、“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存在”、“抗拒党的领导”）的原因时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认为那些错误的思想，“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但只是批评历史上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路线，至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什么，还未正式提出）上的最后挣扎”。（2）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毛在《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的错误的表现有：①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②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这两者的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③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纠正的方法：①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②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③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3）1930年5月（①王明已于1929年10月回国，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可以说，毛当时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的。他当时针对的就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他们认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②1929年l0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日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在这里，“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这是对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运用和体现。（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具有严重教条主义倾向的党的领导人（指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指责“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在广大农村的战争环境中作了大量调查，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切都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得出的。而王明却抱着他的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不放，指责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不够巩固、工人运动不发展，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等。试想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怎么进行工人运动，哪里来的工人啊？王明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典型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并且还指责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因为毛泽东曾在1930年5月写过一篇《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当时的教条主义思想，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1931～1935，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失败）。为了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思想根源，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既然矛盾都具有特殊性，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我们要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苏联的经验出发），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5）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借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6）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并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7）此后（1943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人地下。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经过延安阵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但党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偏离实事求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通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曾在发现“大跃进”（原因：毛泽东用革命战争时期发动群众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不知道经济建设是有自己独特的规律的。毛泽东认为①国民党八百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都被打败了；②三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③苏联提出超美，中国要提出超英的任务）的错误并加经纠正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主席和一位陪同人员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从中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还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但是，这一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表现：①本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以阶级斗争为纲”；②生产力水平低下，不适合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却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纠正：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要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压低生产指标。因为毛泽东性格倔强，听不进彭德怀对“大跃进”的直言批评，被触怒。本来庐山会议要纠“左”，结果却成了批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导致偏离实际的左倾错误继续膨胀，以致演变成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解决。（二）“文革”后，邓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工作，是首先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开始。①两个“凡是”的提出：1976年，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他上任以后，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同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②还未恢复职务的邓反对：4月10日，邓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还在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7月下旬，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这次会议上他着重论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明确指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这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说的，这些可以说是拨乱反正的前奏。③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的谈话，当然引起了党内外同志的极大关心、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特别是1978年5月以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在小平同志等大多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支持下，进一步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解放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为重新确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出了贡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提倡实事求是。１．重新确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批评“两个凡是”，认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实事求是。在领导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以这一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