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抄家最凶时母亲说的两个字 b

陈道明：“文革”抄家最凶时母亲说的两个字（“归来”这部影片，陈道明以他的亲身经历才把人拉回到那个不堪回首时代，那种恐慌，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那种绝望，整天拉着窗帘，晚上不敢开灯，听到剧烈打门声和红卫兵的吼声心跳的声音自己都能听见。一张报纸有像片有红字母亲吓的不知放在哪！直到运动过去了看见戴红箍的还心有余悸。“愈合”这是一个太伟大的词，要做到太难了！）主题：Fw:陈道明：“文革”抄家最凶时母亲说的两个字对我们来讲，绝对不能忽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小说相当于《归来》有一个一共500页纸的小传，我们只演它的460页之后，但小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用。电影和小说精神上是一致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一个普通妇女的坚守。不是在控诉，没有怨言。这是一个愈合的故事，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陈道明张艺谋看美剧《纸牌屋》，是陈道明推荐的，推荐并不是因为有多好——甚至他觉得第二季剧情“有点离谱”，推荐是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故事的另外一种拍法。和《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一样，陈道明也是舞台剧出身，无论面对影视作品的镜头，还是面对南方周末的采访镜头，陈道明都保持着自己的舞台节奏，这是一种难以攻破的气场。影片《归来》，是陈道明和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英雄》——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标志性电影。也是从那部影片起，人们开始用另一种姿势“批判张艺谋”。“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的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陈道明一直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一个词的重要：愈合。“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粘接它，愈合它，这会产生感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今天的陈道明，受到两个人影响：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钱锺书。1989年，陈道明面临两个选择：拍《围城》，还是做《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正大综艺》第一期找的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按理说那个节目利益大，知名度也大。”众所周知，陈道明选了《围城》，此后也从未涉足过电视节目；姜昆做了《正大综艺》第一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后来捧红了杨澜。1990年代演完“方鸿渐”，陈道明处于浮躁之中，他去钱锺书家三次，至今记得钱家惟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他感觉到，在文化面前自己“什么也不是”。有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是什么”。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然后运动、牛棚、五七干校……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文革”的这些“标准程序”：“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陆焉识是和陈道明距离最近的人物：“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他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类似父亲的脸——戴着同样的眼镜。“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陈道明说，《归来》能和观众“说点事儿”。“我经常能看到‘仇恨’”南方周末：我们从“批判张艺谋”开始。陈道明：张艺谋一定也有不好的片子，我就在咱们《南方周末》上说过，我说逼着张艺谋都去拍“三枪”了。我也觉得他不应该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是我不觉得该让他如临重锤。我们的社会确实宽容度不够，所谓的尖锐和犀利，往往是基于生理的释放，不太考虑释放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南方周末：不是改变吗？陈道明：有的是不改变，有的是更差。我陈道明演了很多差片子，说实在很差，并不是我不用心，也不是我用功，创作作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觉得这个片子不应该这么差，但它就是这么差。南方周末：为什么“就是这么差”？陈道明：我归结为能力。第一不能赖编剧，第二不能赖导演，第三不能赖团队，就是你自己解读人物的能力不行。你有没有解读这个人物的本事，包括体现人物的能力。作家写文章，也不能说字字珠玑，谁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态度，看待一个事情的态度要大于他所谓的能力。我们太结果论了，说这个片子不好，这个人就是王八蛋了，这个人就是无能了，这个人就阳痿，谁又敢说自己在行业中，事事是光彩，件件是标准呢？我首先看他执行这个片子当中是不是认真了。如果他根本是在玩忽职业，开骂，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他很认真、很用心，但是效果不好，我们是不是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呢？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方法？陈道明：讨论式的、提醒式的。现在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仇恨”。对于一个作品，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我特别奇怪，这些人的戾气从哪儿来？而且挥之不去，互相感染着，激发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拍一个坏片子，对我们演员来讲，对一个导演来讲，都是有职业代价的。你拍了一个坏片子，下次请你的时候人就含糊了，说给你投资8000万，人说你有这个能力给我赚回来吗？给你投4000万吧。这都是代价。“来了”，你想吧南方周末：剧本《归来》什么东西打动你？陈道明：原因就两个：我们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阳女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镇》，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陆焉识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比较典型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跟我的生活有相当契合的东西，我的父亲。我看到陆焉识，我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南方周末：一个背影？陈道明：不是，背影是另外一个。我第一幅画是一张脸，像我父亲的脸。陆焉识的造型里，有几副眼镜，我挑了最像我父亲当年戴的一副眼镜。张艺谋在找我之前，我就看过《陆犯焉识》，他一来找我，我就说，那个人物形象我有。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画人物的习惯？陈道明：从开始拍戏就有这样的习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演的人物，看完剧本的时候，我就会先勾画这个人物的基本轮廓。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穿长衫，这个人物坐的时候是这样的，形体应该是这样的；我演的时候，会复原这个人物的文学形象和我想象中的画面形象，把他们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对我很有用。笔最勤的时候是我在学员队里，虽然我只是群众演员，但我会把全剧的角色都画出来，比如说《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应该是什么样的，童阿南应该是什么样的，春妮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可惜，那些画现在找不着了。现在画画其实很功利，只是用时才提笔，非常荒芜无力了。南方周末：说说你当时认为的陆焉识，应该是什么样的？陈道明：当时一边讨论剧本我就一边在想，这个人物到底从哪儿入手为上？借用形象、借用细节、借用情绪、借用想象力……在形象和文字中间磨来磨去，琢磨出来一个我想象出来的陆焉识和我父亲的结合体，此乃画中人。我只有通过我经历过的、体会到的，从小记事以来能够想起来的，在各种运动面前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这是谁都不会代我体会的。我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特别瓷实。陆焉识是我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我生活距离最小的，我想起陆焉识，就能想起我的父亲。不管是《围城》也好、《末代皇帝》、《康熙王朝》、顾维钧，角色其实离我生活挺远的。我只能是照猫画虎描着来，唯独这个人物是我可以体验着来。满目皆是陆焉识。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这都是通的。这个人物我没有觉得在创作上给我造成剥离感，没有距离。一部电影不可能去还原历史、解读历史、认定历史，但一个电影可以记录历史当中典型且永恒的一瞬。南方周末：你父亲的命运如何？陈道明：还算庆幸，起伏不算很大。我父亲的经历也蛮丰富的，还是我父亲相对老实吧。命运多舛有时候跟自己的性格有关，他还好，起伏属于丘陵式的，不像陆焉识是悬崖式的。我父亲的焦虑、恐慌可能大于苦难，没有太多具体的非常苦难的过程，当然，“五七”干校、牛棚，这是很正常的。南方周末：焦虑和恐惧大于苦难，怎么理解？陈道明：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焦虑吗？你一听见敲门，是不是抄家来了，你不恐惧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那时候睡觉睡得早，“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们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这个“来了”，你想吧，正是抄家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反正我把苦难当经历，把经历当财富了。这是我们转换基因的一个最好方法。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南方周末：《归来》的开篇，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亲人的背叛和出卖，但是几笔带过。陈道明：背叛和出卖，只是情节的增递，情感的一个交织，它形成不了一个层面。我也跟导演讨论过，我们到底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每个电影都期待感动别人，其实感动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感动的目的是想改变别人，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改变别人的情感状态，改变别人的人物关系。比如说看完电影出去，对别人好了，对别人善良了，哪怕是一时的，也都算改变。我跟导演说，所谓的眼泪有三种：第一种叫喜极而泣，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梦了，现在中国电影从剧本到演员，一直到导演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妄自菲薄，做不到喜极而泣，太高级了；第二种叫伤心的眼泪，比如说《苦菜花》那种，特别惨，把挺好的东西弄碎了，哭啊，伤心啊；还有一种叫愈合，叫感动，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在粘接它，在愈合它。这种会产生感动，也是眼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南方周末：而不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砸的？陈道明：告诉别人一个东西砸了、坏了，很简单；但是我们把别人砸了的东西，缝上，把它愈合好，这很难，也很伟大。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这是陆焉识最大的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有场戏，女儿跟我说：爸，是我告发的你。我当时就琢磨这个应该怎么表演。按通常的表演，会很丰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性事实，女儿终于跟我说我有罪了，是我出卖你了。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我什么都不想演，你不要给我脸，你拍我的背影就行了。最后这个镜头就是我的侧后背，她跟我说完了这件事后，我稍稍一扭头，这事我知道，很平淡。任何表演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史的大度。还有一个细节，我去我的同学家，去找大卫的照片，他的太太告诉我，大卫自杀了。按照一般的状态就是：“啊，自杀了？”会突然间很悲天悯人的那么一种状态。我的处理就是：“哦。”完了，连头都没抬，都没看对方一眼。为什么我这么处理？陆焉识见过太多的死人了。他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一个人了，他到底怎么表现这个？我用的是减法，陆焉识只考虑明天该怎么办，昨天的事情一概不记得。南方周末：忘了昨天？陈道明：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坚持，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在任何国度、在任何制度下，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辈。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你看陆焉识念信，我为什么这么处理？很美！我一点没处理他是苦的，而是很平淡的，我近乎于播音速度来处理这段戏。什么叫播音速度？就是理性速度。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创作，累就累在这些细节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南方周末：有一场比较激烈的戏，当你终于知道，谁害了冯婉瑜，你去他家找他，身后拿一个锅铲。陈道明：知识分子的懦弱，还是心灵上的那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