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研究

德国汉学研究德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一、概述19世纪是欧洲汉学形成期，也是德国汉学起步阶段。1909年德国第一个汉学学科在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学院诞生。福兰阁为这一学科的第一任教授。继汉堡大学后，柏林大学也于1912年建立了汉学学科，这一汉学学科同1887年该校东方语言学院设立的汉语语言教学相比，更注重科研。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也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建立了汉学专业，卫礼贤担任了法兰克福大学汉学学科教席教授。随着汉学学科在德国大学相继建立，德国对中国的研究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和学科。这个时期对中国的研究由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扩大至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在汉学刊物方面，主要有《中国》、《德国东方学学会杂志》、《东亚杂志》、《柏林大学东方语学院通讯》和《亚洲通讯》。二、汉学：从“业余”到学科建立库尔茨、帕拉特、威廉·硕特、嘎伯冷兹以及威廉·顾路柏和夏德等，为德国汉学的学科化打下了基础。库尔茨曾任慕尼黑大学汉语教师。主要历史论文有《秦始皇》，此外还译有《太上感应篇》、马融的《今古奇观》。帕拉特则是19世纪德国汉学最有影响的先驱之一。《满族部落史》第一卷(1830年)，是一部关于中国北方邻近部落的历史概况著作，其中有些内容至今仍有使用价值。帕拉特还潜心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并推出数卷以儒学经典为主的中国文化经典教材。论文集《孔子及其弟子生平和学说》，因史实丰富和分析精湛为德国汉学界所称道。努力使汉学从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分离而出，使汉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汉学家有顾路柏和希尔持。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直至20世纪60年代—直是德国最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此外还有众多译作如《孟子》、《李太白全集》和《西厢记》等。三、汉学研究和汉学家（一）、主要研究领域1．哲学卫礼贤推出了中国哲学经典德译本：《论语》(1910年)，《孟子》(1921年)，《礼仪》(1930年)，《易经》(1924年)。还翻译了道家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此外，他还译有《吕氏春秋》(1928年)，为欧洲首部译本。佛尔克通过翻译向德国读者介绍中国哲学，其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哲学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构成了他的中国哲学研究顶峰。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还须提及的有福兰阁的《儒教史和中国国教史研究》(1920年)，埃贝哈德的《汉代中国宇宙观》(1933年)。2．宗教与民俗顾路柏的《中国宗教与祭祀》(1910年)和申德勒的《古代中国神职人员》(1919年)。卡尔·亨策著有《古代中国青铜器祭祀图案》(1937年)和《古代中国文化中祭祀青铜器及其文化意义》(1941年)。秦朝以来的朝廷国家祭奠仪式也成为德国汉学界中国宗教研究的课题。克鲁特的《天体论》，比亚拉克斯的《孔子与祭祀》（1928年）。中国民俗介绍有：斯坦茨的《山东南部地区民俗研究》(1907年)；卫礼贤的《中国童话》(1914年)；埃贝哈德的《中国民间童话》(1937年)、《中国东南地区民间童话》(1941年)、《古代中国地域文化》(1942年)和《中国边民文化和居住形式》(1942年)。3．历史与社会制度中国历史和社会制度构成了这个时期德国汉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史研究方面，这个时期的德国汉学家主要有福兰阁和孔拉迪。孔拉迪的《中国历史纲要》方法上此论著采用了民族比较认知法，使国外中国史研究方面在认知视角上有了新的突破。福兰阁的《中国通史》被视做研究上古至明代中国历史的指南；还著有《中国史学起源》。中国史介绍还有断代史和历史专题形式。涉及的专题有古代中国部落居住形式，中国采地制度、三国时期功利主义、汉代王莽和古代中国边民问题等。中古史研究方面有巴拉茨斯的《唐代经济史》。在断代史研究方面，除唐代和清代史外，宋代和元代史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明代史更为如此。4．文学以文学经典翻译为主，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学史方面有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1909年)和卫礼贤的《中国文学》(1930年)。文学作品翻译有：楚辞，李白、杜甫诗歌，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以及《聊斋志异》的节译；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有《西厢记》、《琵琶记》和《牡丹亭》等。中国文学翻译家主要有：诗歌翻译家霍夫曼，小说翻译家库恩和埃里希·施密特，戏曲翻译家洪德豪森。5．艺术和考古中国艺术研究，主要涉及艺术史、绘画和建筑风格等方面，书法。屈曼尔(1874—1954年)的中国艺术和东亚艺术研究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平。论著有《东亚艺术》(1921年)、《中国、日本和朝鲜艺术》(1929年)。还有明斯特贝格尔《中国艺术史》(1910年、1912年)。弗舍尔《中国风景画》(1920年)《汉代中国绘画》(1931年)，佛德尔森的《中国工艺美术》(1939年)；建筑艺术和建筑方面的论著有伯施曼《中国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1911年、1914年、1931年)、《中国建筑》(1925年)、《中国建筑陶器》(1927年)及布林的《中国汉唐建筑史》(1935年)。中国考古研究以古代中国青铜器、古瓷和古币为研究对象。专著有：洛恩《前古中国青铜器汇编》(1936年)，特吕布纳《青铜器类型探索》(1929年)，齐默尔曼《中国瓷器和陶器》(1923年)，雷德曼斯特尔《瑞典博物馆中国明代瓷器》(1935年)，施罗塞尔《中国古币》(1935年)等。6．语言和教材此阶段中国语言这一领域没有像中国哲学、文学和法律那样受到汉学家的重视。汉语教材：海尼士《汉语教程》阿伦特《中国北方口语手册》、《中国北方口语入门》；由佛尔克编著《新汉语书面语手册》；莱辛和奥特默尔合编《北方汉语口语手册》；特里特尔和佩尔尼茨合编《现代中国小说教材》。（二）卫礼贤、福兰阁、佛尔克和孔拉迪1．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1899—1921年青岛担任新教传教士和牧师1921—1929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24年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1925年11月4日建立中国学社（编杂志，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卫礼贤通过中国学社和对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使中国文化思想能够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成就：除翻译《论语》、《孟子》、《礼仪》、《易经》、《吕氏春秋》等中国哲学经典外，还写有《中国心灵》和《人与存在》两部专著。他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卫礼贤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他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卫礼贤《中国心灵》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前言“在中国，百年光阴亦不过弹指一瞬。”这是旧时代远东殖民者的信条，这种态度现在早已过时。今日之中国，生活以一种狂热的速度向前飞驰，每一天都有新的事件和新的发展；在日常的混乱和斗争后面，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发生，那就是新世界到来的隆隆脚步声。这个过程的开始虽很缓慢，但行动的巨轮却越转越快，这是复兴的巨轮，它旋转着，把旧的一切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又把新的一切从一无所有中培植出来。但新事物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的根仍然在过去，只有懂得阐释进化之根的人，才能从过去中预测未来。2．福兰阁的中国通史研究作为汉学学者，福兰阁(1863--1946)不仅是德国汉学史上第一位专职汉学教授，而且也是众多汉学家中第—位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福兰阁一生发表专著、论文达200多种，其中最富有声誉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此书以儒家史和儒家国家观为红线，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连贯的阐述。福兰阁还著有《儒家史和中国国教史研究》。福兰阁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改变了以往以历史史实、编年、朝代为主的纪实性研究方式，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角度阐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通史》是一部既有对中国史料进行分析，又具有很强可读性的中国通史。3．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佛尔克(1867--1944)对德国汉学的贡献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佛尔克完成了三卷本中国哲学史专著，以此达到他的中国哲学研究的顶峰。第一卷《古代中国哲学史》(1927年)——先秦哲学；第二卷《中古中国哲学史》(1934年)——汉代到宋代哲学；第二卷《近代中国哲学史》(1938年)一一明清至20世纪的哲学。佛尔克译著：《论衡——王充哲学散文选》、《墨子》；中国哲学专题论著有《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文化的思想世界》。佛尔克与福兰阁的不同处：佛尔克的学术兴趣和方向不像福兰阁那样放在中国史和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过程方面，而是放在中国哲学方面。通过佛尔克对中国思想史的连贯论述和系统的研究，西方人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了解也不断加深。4．孔拉迪和莱比锡学派语言学一直是孔拉迪(1864--1925)汉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主要学术成果有《印度支那语使役动词和派生动词的构成》(1896年)和《东西方的古文化词汇》(1925年)。研究方法上将汉学研究置于世界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改变了以往汉学家只是依据中国古书进行翻译、注解这一方式，从社会、宗教和历史学角度综合解释中国古代史。由此奠定了莱比锡学派的汉学研究特点。5、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他是一位文化社会学家、思想史家和哲学家。他不懂汉语，却写出了《儒教与道教》这样的汉学名著。在书中，他不仅比较了儒、道（重点在儒），而且探讨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儒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他的其它著作一样，韦伯从上层建筑（文化宗教）而不是经济基础入手探讨社会制度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相左。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的学说在中国长期无人问津。随着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腾飞，儒家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世界汉学的关注点，中国出现了“韦伯热”。德国的中国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汉学受到重创，一些汉学家离开德国，“当时在国外的汉学家比在德国境内的还要多”。二战后，德国治学重整旗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50、60年代中国学三大学派：1、以傅吾康为首的汉堡学派，主要研究明清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傅吾康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1948年）1980年出版《中国百年革命史（1851--1949）》，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百年革命的最后阶段社会革命的完成，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指责他借用共产党人的观点对中国革命过程进行解释。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革命”一直作为一种合理的手段存在。他视中国革命为近代——现代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对国、共两党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比较，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汉堡大学从教27年，培养了22位汉学博士，从而形成了汉堡学派。2、以福赫伯（1914—）为首的慕尼黑学派，主要研究中国中古史福赫伯长期主持慕尼黑大学汉学讲座《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货币与经济》（1949年）影响极广。1987年发表力作《南宋战争史的研究与文献》3、以艾克斯（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学派，主要研究中国先秦文史。艾克斯在汉学方面的研究重点最初集中在先秦语言文学方面，在诗经和楚辞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0年以后开始注重研究中国历史，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中国通史和撰写论文。二、8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点1、道教研究《老子》有50多种德文译本石泰宁格（1920-1991），欧洲最重要的道教专家之一。主编“威尔茨堡中国学与日本学丛书”，收有多部研究道教的著作；80年代主持了欧洲研究计划中的《道藏》研究项目。1985年为纪念他65岁生日，他的弟子编辑出了纪念文集《东亚的宗教与哲学》。这本书分道教、佛教、诸宗教和哲学四部分。道教部分收论文30篇，作者大部分是德国和法国的有成就的道教研究者。2、《易经》研究卫礼贤、卫德明父子译著《易经》论文集《周易要术——关于易经的八篇论文》3、儒家研究陶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