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人口负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友华2007年4月9日[e-mail]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或人口红利的讨论二、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发展三、相关概念1、人口红利2、人口负债3、人口盈亏平衡四、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数量界定1、合理人口负担的判别标准问题（1）标准人口的选取首先，人口负担的轻与重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参照人口”或“标准人口”而言的。离开“标准人口”谈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没有意义的。向现代静止人口类型转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在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时一定要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对于一个现代静止人口，无论扶养比是多少，我们既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也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而只能认为该人口处在“盈亏平衡”期。其次，所谓“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相对于标准人口而言，其扶养比是低了还是高了。第三，扶养比低于或超出“标准人口”扶养比多少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或“人口负债”期。在这里，笔者武断地把扶养比低于或超过标准人口扶养比的5%，即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2）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时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静止人口的确定问题；二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与现代静止人口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世界人口要实现现代静止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以现代静止人口的扶养比作为研究目前世界各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考，有时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研究的帮助不大。所以，选择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的生命表人口（静止人口）作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照是合适的。（3）标准人口选取时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预期寿命差异悬殊，在选择标准人口时要兼顾到世界各国的情况；二是所提出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能适用。（4）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的原因一是瑞典的生命统计质量很高，与日本一起被誉为是世界上生命统计质量最高的两个国家；二是在瑞典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因此，人口死亡率是一个未受“人为干扰”因素影响的“自然”死亡率；三是1957年瑞典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5岁（其中男70.8岁，女74.3岁），略高于目前世界人口所达到的预期寿命水平（2001年时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67岁），更与中国目前所达到的预期寿命水平非常接近。2、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数量界定总扶养比少儿扶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扶养比少儿扶养比老年抚养比备注＜53＜30.0＜23.0＜67＜33.0＜35.0＜44＜25.5＜18.5＜56＜28.5＜30.5人口暴利44－4725.5－27.018.5－20.056－6028.5－30.030.5－32.0人口高利47－5027.0－28.520.0－21.560－6430.0－31.532.0－33.5人口红利50－5328.5－30.021.5－23.064－6731.5－33.033.5－35.0人口微利盈亏平衡53－5930.0－33.023.0－26.067－7533.0－36.035.0－38.0＞59＞33.0＞26.0＞75＞36.0＞38.059－6233.0－34.526.0－27.575－7936.0－37.538.0－39.5人口微债62－6534.5－36.027.5－29.079－8337.5－39.039.5－41.0人口负债65－6836.0－37.529.0－30.583－8739.0－40.541.0－42.5人口高债＞68＞37.5＞30.5＞87＞40.5＞42.5人口暴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表1：基于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基础上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人口类型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以60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五、法国、日本、中国三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比较研究图1：法国、日本和中国人口负担系数的比较（以65岁作为老年年龄起点）3040506070809010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20102020203020402050法国日本中国下限上限0-1465+合计0-1465+合计0-1465+195034.417.351.759.68.267.854.37.3195538.118.156.355.08.763.763.67.9196042.618.761.347.18.956.069.18.5196541.119.460.538.19.147.372.67.9197039.820.760.534.810.345.170.97.7197538.221.659.735.811.747.570.47.8198035.022.057.035.013.448.459.47.9198532.219.852.031.515.146.647.08.1199030.921.352.226.417.243.741.58.4199529.624.053.623.121.044.139.39.1200028.825.153.821.625.346.836.39.9200527.925.553.421.129.750.830.110.7201027.626.053.621.635.156.727.011.5201527.830.057.722.142.965.025.713.4202027.333.460.821.947.669.526.417.1202527.137.164.221.449.871.226.220.0203027.240.667.821.652.373.925.324.4203527.443.670.922.456.578.924.730.8204027.645.873.324.564.288.725.135.9204527.746.574.225.968.794.625.437.5205027.447.474.826.470.897.225.938.9表2：1950-2050年法国、日本与中国三国人口扶养比的比较（以65岁作为老年人起始年龄）年份法国日本中国合计61.671.577.680.578.678.367.255.049.948.446.240.838.539.143.546.264.749.755.561.062.9六、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构成及其意义1、构成2、意义少年儿童人口红利，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投资不足转化而来的（减少数量为更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两者之间的差额），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就好像时下流行的负债消费一样。少年儿童人口红利既然可以看作是负债消费，那么，人类因为减少对生育（数量）的投资而提前享用的这部分红利，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加倍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少年儿童人口负债，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过度投资（即超出更替生育水平的部分）而引起的，这可看作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投资。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或投资收益，人类因为增加对生育（数量）的投资，在未来自然会有所收获，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过度投资后在现时的一种收益或回报。同样，老年人口负债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的投资不足后在现时的一种连本带息的债务偿还现象。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债，都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支付上出现错位的结果。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都会经历少儿期、成年期与老年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大致分属于消费人口、消费和生产人口、消费人口。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资（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部分）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1、GDP1980-2004年中国GDP年增长率达到了9.11%，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在80%左右，而人口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约在20%，其中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在8%左右，而人口数量的变化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在12%左右。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时快时慢（也即非均衡增长），不同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同样，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很不规则，因而不同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人口的增长，1980-2004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要明显低于此间的GDP增长率。1980-2004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01%，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提高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约在90%左右，而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约在10%左右。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很不规则，因而不同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也是很不一样的。八、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在中国的意义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是前人（主要指20世纪50-80年代初的劳动人口）超额付出后的一种收益（可看作前人对生育投资的一种回报，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意），也是过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回报，还是现代人减少对生育投资的必然结果（如生育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家庭与社会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相应地减少），同时还应看作是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负债消费（如现代人将本来应用于对生育的部分投资改用作生产与消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口红利部分是要我们未来偿还的（对未来的预支部分）。具体由三种人来偿还：一是由下代人来偿还，其结果是加重了下代人的负担，这与可持续发展所遵循的代际公平原则是相违背的；二是通过转移支付，也就是通过人口迁移的办法，由移民来偿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国际人口迁移极少的国家，因而这仅适用于地区层面）；三是人口红利的享用者偿还，其结果是这部分人在年老以后的生活品质因此而下降。那些在推行计划生育以后生育孩子的父母，由于生育数量的减少（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使得他们抚育孩子的负担减轻，因而他们从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许多“收益”，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与产出是对称的，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产出。对生育投入的减少，意味着将来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收益”也随之减少。当推行计划生育时期生育孩子的父母进入老年时，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时，将不再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从子女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籍，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对政府与社会的依赖，这对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很不健全的中国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挑战。同样，严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数急剧减少，在城市与少部分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这部分独生子女在其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得到了来自父辈、祖父辈过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至少比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得到更多的物质上的满足），也就是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红利。然而，这红利中的部分是需要在今后的人生中逐步偿还的。一方面，当这部分独生子女成年以后，无论是在经济的供养方面、还是可资利用的家庭人力资源供给方面，他们都将面临父辈们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现实的种种压力与生育观念的代际间传承与演进，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少生或不生孩子，因而会陷入与以往“越生越穷与越穷越生”完全相反的“越生越少与越少越怕生”另一种陷阱。而当他们年老以后，来自于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籍将因此而大大减少。因此，独生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快乐的童年与青少年（至少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负担沉重的中年与孤独凄凉的晚年。九、结果1、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因此，“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2、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大约一直要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初，前后历时40多年，2010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