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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建筑/环境 > 工程监理 >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老舍(名家作品导读)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老舍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老舍老舍名字的由来“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舒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老舍用一生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象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老舍及其创作老舍的生平及创作老舍的创作个性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系列中篇小说《月牙儿》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清贫的童年生活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出身贫寒,幼年丧父,从小生活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在大杂院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对于母亲、对于童年,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老舍的母亲•“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北京小羊圈胡同剪影“小羊圈”狭窄的胡同口通向喧闹的新街口大街。就像老舍《四世同堂》中描述的,胡同口“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是老舍巨著《四世同堂》中描述的祁老人的院子,即现在的“小杨家”胡同八号院。这里是老舍的出生地,与他在小说中的叙述无丝毫偏差,“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院子里还有一棵枣树。“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目中,我敢放胆的描绘他。它是条清溪,我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波波的鱼儿来”勤奋的学生生活受刘善绵支助,老舍得以完成它的学生生涯,1913年考入北京师大,毕业后即从事小学中学教员。青年阶段,老舍没有变成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当时的反帝浪潮和科学、民主的思潮对老舍影响很大。“反封建使我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人不应成为礼教的奴隶,反帝使我感到做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应再做洋奴。”老舍在伦敦1924年老舍受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赴英国伦敦大学等方学院任华语教师,授课之余,为学英语而阅读英文小说,读但丁,读狄更斯,受狄更斯幽默文风的影响,从1925年到1929年,老舍连续写出三部长篇小说。1924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时的照片老舍与胡挈青的恋爱•1931年胡絜青的毕业照胡絜青的父亲官拜参将,按清朝官职表中应为正三品,家中广有房产,仅在白塔寺一带便有百十间房。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青年人都想上大学。,胡挈青也向母亲表达了上大学的愿望,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当时的大姑娘要求去大学学习的简直为凤毛麟角,尤其是身为正红旗后裔的家庭中,大姑娘更没有上大学的先例。胡求去大学学习,在她三番五次的请求下,母亲终于迁就了女儿,信中提出了几点希望:“倘若说我们俩人将来能够共同生活,头一样,你要能吃窝头;第二样,你要能刻苦;第三样,我这一辈子绝对坐不上汽车。”他对胡絜青讲起自己的品质:“我最孝敬父母,你从小刻苦,自发愿意上大学,而且念到毕业,我般配不起你。可现经朋友介绍,你是最坚强的人,我也是坚强的人,将来共同相处,必定和和睦睦,不吵不闹。和美的家庭才是真正的人生。”老舍又进一步对胡絜青讲:“我不能像外国人,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如同一个跟包的;也不会像有些人,在群众面前把你捧得高高的,回家打你一顿。我们都是正红旗人,生活习惯、风俗相同,我觉得比别人更优越。我们有共同语言,各有各的专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新婚之后的第二天早晨,老舍起床后,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还没说呢,平常日子,你只要看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你千万别理睬我,我那是在构思,绝不是与你闹别扭,也没有什么不痛快,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希望你别来打扰我。”1931年老舍与胡絜青在北平结婚老舍的主要作品1929年老舍经巴黎回国,途经新加坡,写成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1933年:《离婚》、《猫城记》、《月牙儿》、《断魂枪》1936年:《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1937—1939年:《四世同堂》、《鼓书艺人》解放后,创作戏剧《龙须沟》、《茶馆》。被授予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称号。老舍初版书Page25老舍之死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呼啸而至,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顷刻间陷入一场空前浩劫。8月23日,老舍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斗。他们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老舍头上,使老舍遭到了人格上的侮辱。如此不堪忍受的污辱降临到头上,老舍毫不犹豫,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8月24日,老舍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公园投湖自尽。他认为,父亲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1941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老舍之子舒乙对父亲之死的看法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母亲晚年的住地。父亲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老舍之子舒乙对父亲之死的看法关于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老舍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人文景观的展示以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创作个性及其探索鲜明的“京味儿”京味的体现从取材的角度:全方位铺写北京市民生活。“老舍聚集起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杂院、四合院、胡同,些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时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世俗生活画卷。揭示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帝辇之下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老舍善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三头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式的幽默悲喜剧交融的幽默形式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解嘲。往往从庸常人性的矛盾中领略戏剧意味。“幽默是一种心态。世上最可爱的人,最伟大的人也可能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唐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老舍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系列构成市民形象系列的有四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城市贫民。老派市民老舍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很“旧派”。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新派市民老舍笔下的新派市民在生活方式往往表现为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离婚》里面的张天真,《四世同堂》里的祈瑞丰、冠招娣等。在艺术表现上采取“漫画式”的手法表现出作者在对待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一直排拒的态度。“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桔。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辑影戏院的广告。”----老舍《离婚》正派市民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异图景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老舍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念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中的赵景纯,《离婚》里面的丁二爷,《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他们正直善良,富有侠义精神。特别是《四世同堂》对韵梅、钱默吟等效人物的描写,表明老舍希望唤起一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成为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城市底层贫民最能代表老舍创作成就的是他塑造的一系列城市底层贫民形象。这里面有小商贩,人力车夫、下级巡警,艺人,剃头匠,暗娼等等。他们大多数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月牙儿》、《骆驼祥子》,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展示了他们的生活悲剧以及精神悲剧。“肚子饿时最大的道理”--《月牙儿》“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作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春。作品围绕城市贫民的悲剧命运展开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的毁灭。就作品描写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蕴含着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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