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的前前后后

中苏大论战的前前后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党。两党曾有过亲密的联盟关系，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给予过很大的支持。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却开展了一场激烈论战。这场论战几乎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争论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不仅使中苏两党从昔日的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且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在以“防修反修”为目的“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中苏关系裂缝的产生50年代初，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是很好的。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定，苏联派遣大批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同时接受大量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去苏联学习，还帮助中国建设海军、空军，卖给中国大批陆、海空军的装备。195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双方会谈商定，苏联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基地设备无偿交给中国，并将在新疆等地两国合办的四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也交还给中国；双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和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这时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始于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有名的“三和路线”，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在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许多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事实。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获取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1956年6月4日，《华盛顿邮报》将之全文刊登出来，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极大的思想混乱，西方趁机在全世界掀起了反共、反苏的浪潮。当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表明苏共及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迷信。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认为正确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他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很明显，中苏两党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存在着明显分歧。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不赞同这种分析，认为应从思想方法和理论认识等方面来分析其错误。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埋下了中苏两党理论分歧和关系恶化的种子。1957年11月，世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并在这里召开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事先协商，会议将发表一个宣言，赫鲁晓夫企图把苏共二十大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写进会议宣言中，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这一观点，通过与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与其他兄弟党领导人交换意见，包括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对宣言草案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二是在讲议会斗争时，也强调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与此同时，为了顾全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大局，照顾当时苏共领导的困难处境，中共在某些方面也作了一定的让步，使宣言最终得以通过。尽管如此，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分歧与矛盾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却逐渐加深而且公开化了，在以后的大论战中，“和平过渡”的问题依然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二、中苏矛盾的深化中苏两党与两国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既有理论原则的分歧和冲突，又有国家利益的争端和博弈。自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之争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极大愤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使中苏两党理论上的分歧日益加深，使中苏关系全面陷入僵局。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建议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其中大部分资金由苏联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苏联企图在电台的主权上做文章。6月，中国给予明确答复，表示不同意苏联的建议。中国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承担，所有权属于中国，中苏共同使用。然而，苏方仍然坚持电台两国共建，费用可以各负担一半。为此，毛泽东后来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特别强调：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直到赫鲁晓夫7月访华，这个问题才按照中方意见解决。不过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长波电台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长波电台风波后，又出现了“共同舰队事件”。1958年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尤金说，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与其今后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核潜艇舰队，但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今后打仗的话，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希望两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毛泽东认为，同合资建立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他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中国主动撤销了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并明确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长波电台风波和共同舰队事件使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极为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赫鲁晓夫在搞大国沙文主义。之后，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就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掩饰和辩解，推托说，合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是由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并未经过苏共中央的讨论。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事件，则是由于尤金传达错误而造成的误会。赫鲁晓夫的辩解并未能使中国领导人信服，这两件事给中苏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状态。由于得到了中国方面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赫鲁晓夫在炮击金门事件中，一直采取克制和谨慎配合的态度。但是这种表面的一致，并不能掩盖中苏深层次的分歧。在急于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联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而且炮击金门的计划事先也没有依照惯例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也引起苏联的不满。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矛盾越来越大。由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反对美国威胁一直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加紧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力图将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中苏两国国际战略的分歧与对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1959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中国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说服苏联领导人放弃既定的国际战略路线，而赫鲁晓夫又下决心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实际利益，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并对中国施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战略利益的严重事件。第一个严重事件，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7年，苏联领导人曾经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这以后，苏联一直借故拖延不履行协定。在1959年6月20日的信中，又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同时，苏联专家也借口回国休假，一去不复返。另一个严重事件是从1959年3月起，中印边境纠纷逐步升级。就在中印两国政府为此进行交涉的时候，苏联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反对,提前一天将塔斯社声明公诸于众。在中苏两国存在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这个声明表示了苏联政府的中立立场，也就在实际上助长了印度政府的领土要求。中印边境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两个严重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一方面，使得苏联在西方国家的眼里的确同“好战”的中国拉开了距离，为赫鲁晓夫访美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损害了中苏同盟，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一步。1959年9月30日，刚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赫鲁晓夫受到中国领导人礼节性的、不很热情的接待。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发生了口角。这次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被冷淡的送走了，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途经远东回莫斯科，10月6日，赫鲁晓夫在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又影射中国“象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1960年4月，中国方面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3篇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如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中苏两党的分歧和矛盾完全公开化。此年6月，5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三大”。在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苏共致中共的通知书》，全面攻击中共。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他攻击中共“要发动战争”，宣称不能把核武器交给中国，指责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是“假革命”，甚至说不听苏共的话“还叫什么共产党”，并威胁说：中苏两党必须一致，否则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代表团散发了书面声明，以严厉的措辞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至此中苏分歧走向公开化。中苏两党关系的公开破裂，导致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便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关系的严重步骤。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不等中方答复又发出通知：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中止派遣按协议应来华工作的900多名专家。苏方在短短一个月内撤走了在中国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多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专家合同等，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列席了会议。二十二大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又一次高潮。会议结束前，苏共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斯大林墓。中共代表团对苏共这一做法很不赞成。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即向列宁斯大林墓敬献了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对此十分不满。1962年4、5月间，在苏联驻乌鲁木齐、伊犁领事馆的策动和胁迫下，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6万多公民越境跑到苏联，严重威胁中国的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国政府被迫关闭了在新疆的所有苏联领事馆。新疆伊犁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结论，他说，新疆事件要通报全国，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质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发展到阶级斗争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