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法概述正常字体放大字体灸法，是指应用高温（主要是艾药

灸法概述正常字体放大字体灸法，是指应用高温（主要是艾药或其他物质燃烧后产生的温热）或低温，或者以某些材料（对皮肤有剌激作用的药物或其他物质）直接接触皮肤表面后产生的刺激，作用于人体的穴位或特定部位，从而达到预防或治疗疾病的一种疗法。是针灸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非药物疗法之一。灸法属于温热疗法，与火的关系密切，火的历史在我国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或8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代，乃至更远。据考古学的研究，在北京周口店发掘的含骨化石地层中，就发现有遗留的灰烬和烧过的动物骨骼或土石。早在大约5万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用火来取暖、熟食，尤其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灸法是随着火的应用而萌芽，并在其应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于偶然被火灼伤而解除了某种病痛，从而得到了烧灼可以治病的启示，这就是灸法的起源.“灸”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灼”，是灼体疗病之意.最早可能采用树枝、柴草取火熏、熨、灼、烫以消除病痛，以后才逐渐选用艾（moxa）为主要灸料。艾，自古以来就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生长，因其气味芳香，性温易燃，且火力缓和，于是便取代一般的树枝燃料，而成为灸法的最好材料。据《左传》记载，鲁成公10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晋朝杜预注解：“攻”指艾灸，“达”指针刺。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有“可火”与“不可火”的记载，其所言之火，亦指艾灸。“灸”字在现存文献记载中，以《庄子•盗跖》最早提及，如孔子劝说柳下跖：“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孟子•离娄》也曾记载：“今人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显然也是指的艾灸。从中可以推断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是颇为盛行的。1973年在我国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三号汉墓。在出土的帛书中，记载了经脉灸法的就有3篇，是目前发现的《内经》以前最早的珍贵文献。在医学专著中，灸法最早见于《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条件和发病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后历代出现许多针灸方面的著作，如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都大力提倡针灸并用。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则弃针而言灸，可见当时对灸的重视。以后从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明代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到清代廖润鸿的《针灸集成》无不注重灸法。历代灸法的专著还有很多，如公元3世纪就有《曹氏灸方》，唐代有《骨蒸病灸方》，宋代有《黄帝明堂灸经》《灸膏肓俞穴法》《备急灸法》，元代有《痈疽神秘灸经》，清代有《太乙神针》《神灸经纶》等。灸法治病，最初古人多采用直接灸，且艾炷较大，壮数（艾炷的计数单位）较多，如《太平圣惠方》指出：“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差；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也说：“凡灸诸病，火必足气到，始能求愈。”同时古人非常推崇应用化脓灸进行身体保健和预防疾病。现代灸法则有了长足发展，为了减轻患者接受灸疗的痛苦，多采用小艾炷少壮灸，并衍化出多种灸法，如艾条灸、药条灸（包括太乙神针灸、雷火神针灸等）、温灸器灸、温针灸、天灸、灯火灸等。根据病情不同，还常采用间接灸法，所隔物品多为姜片、蒜片、食盐、豆豉饼、附子饼等。灸法已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灸法简史正常字体放大字体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灸法的产生早于方药，就针灸而言，灸法可能更先于针法。关于灸疗法的起源，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我国早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人则已长期用火。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烧灼之意。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多次的重复体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逐渐产生了灸疗法。早期只有钻木取火的“木燧”，后来则有照日取火的“金燧”。周代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规定，政府还有专门取火的官员，分季节为人民提供新火种。古代不同的取火方法曾给当时灸疗选用火源以一定影晌。如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疗不宜用八木之火，而宜用“阳燧”从太阳取火。灸疗法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既是已知最早关于经脉的专著，又是首次记载灸疗的的医学典籍。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癃、癫狂、咳血、耳聋、产马（马刀，即瘰疬）、噎等急难病证，均可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疗。并发现，其中一些病证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则病已矣”（《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与其同时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脉法》，则详细地记载了施灸的部位。如“久（灸）足中指”、“久（灸）左[月行]”，“阳上于环二寸而益为一久（灸）”等。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也有不少灸疗的记述。《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这样一段话，其中“攻”字，一般认为应当作“灸疗”。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灸”字的，则见于《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孟子·离娄》篇，还提出了艾灸“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从上述可知，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疗，这充分表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秦汉时期正常字体放大字体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黄帝内经》，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能》）。它首先指出“灸火芮者亦从北方来”。因为“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藏（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黄帝黄帝内经》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者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背腧》）。最后，指出艾灸之禁忌证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疗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晋唐宋时期正常字体放大字体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灸疗专著大量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依照刊本抄录的，原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敦煌类遗书中，尚有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灸法图》和《灸经明堂》，其作者及成书年代虽难以确知，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多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另有《黄帝明堂灸经》（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种，内容相同），为唐代佚名氏撰。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至元代此书辑入《针灸四书》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而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另有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二、医籍中灸法占据重要地位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黄帝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疗外，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在病证救治上，《肘后备急方》载有卒死、尸厥、卒客忤死、霍乱、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疗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黄帝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疗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在灸疗的方法上也强调操作的正确性“炷令平正着肉，火势乃至病所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疗，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由于直接灸法烧灼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三、灸疗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在唐宋时期，随着灸疗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疗为业的灸师。如唐·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