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儒家文化的治国思想和为人之道――兼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论语》、《孟子》以及儒家文化的治国思想与为人之道——兼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2015年4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清华大学教授钱逊[e-mail]义、群、和、礼、耻义：物质生命和和精神生命的关系。以精神生命为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义以为上”。不同层次的要求:见义勇为；见义思利；杀身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把应该不应该当作言行取舍的标准，应该做的就做；克服见义不为的现象。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第一步。准确理解见义勇为。见利思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杀身成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生死抉择，惟义所在。最高境界和要求。舍己救人属此。三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递升。群：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个人发展和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统一。群己统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人生的责任。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人生的价值：人生价值，由个人身后百姓的评价来衡量。能对群体发展有贡献，得百姓承认，为后世所称道、纪念，这就把个人的生命融入了群体发展的大生命，使个人的生命得以在历史中永存。这是个人人生价值之所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历史中永垂不朽，是中国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反映。义和群，是人和禽兽根本区别，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义和群，二者是统一的。孜孜于利总是为私，热心助人为群正是重义的表现。二者的集中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趋之”，都是这一精神的的体现。这一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我们爱国传统最深厚的思想基础；也是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古老文明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根本精神因素。以上主要是就个人修养说。就社会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孟子》）社会要以道德精神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不能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主导价值。和：义、群是从人生角度讲，和是从宇宙、社会整体讲。和为贵。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一点是根本的价值观，后一点是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和实生物”。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孔子为政，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子罕》篇：“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贯穿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保证了我们民族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不断向前。礼：遵守道德、礼制的规范。守规矩，懂礼貌，恭敬辞让，言行有度。个人的修养、社会的运行都包含情感精神和行为举止，内和外两个方面。“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内在的情感通过外在的行为举止而落实和体现。义、群、和三项都属内在的精神、价值，也都通过礼而落实。“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不学礼，无以立”。礼的功能，在维系社会和谐。人生活在社会中关系中，有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礼就是在这种区别、分别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映这种区别、分别，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别中求和。礼的精神，恭敬辞让，言行有节。内在的义、群、和的精神追求和外在行为举止的恭敬辞让，言行有节相配合，塑造了中国人文质彬彬的形象,造就了中国礼义之邦的美名。耻：行己有耻，有所不为。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羞耻心是做人的底线，是道德自律的基础，有耻才能有所不为。人而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不可以无耻。《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使季札聘于鲁……使齐……适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其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左传·宣公二年》记：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叹，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文赢请秦三帅，晋侯释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秋，狄犯晋，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既非受人胁迫，也非谋求名利，更非畏惧神灵鬼怪的惩罚，完全出于内心要求。为了不背己心，求一己心安，虽他人不讨，亦不敢不自讨，表现了中国人视道德高于生命的高度道德自觉和自律的精神。《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行己有耻。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为己、有耻。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说明了性和道，人道和天命的关系。道的基础在性，循性而行就是道；性通天人，从人的方面说是性，从天的方面说是命；道本于天而存乎人，人道同时亦是天道，天道和人道合一。行己有耻，道德自律，不只是出于道德良心的要求，同时也是事天立命，天命的要求。中国人的道德自律，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传统。以行己有耻为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信上帝，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就要受到惩罚。中国人则把道德建立在“行己有耻”上，行己有耻就是自我约束。这约束不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以上五项，从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存在形式，道德践行的落实和道德精神的基础等几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做人的根本要求，构成中国人为人之道的核心价值体系。用今天的语言说，可以用崇德、乐群、贵和、守礼、知耻来表达。这几点核心价值，反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宇宙观；以探究天人关系，指导解决现实人生问题为中心；从人禽之别认识人的本质、本性；人道与天道合一,人生与天命合一的思想体系；都表现出与中华文化与西方思想的不同。独特的文化，产生了独特的道德思想和价值体系。中华文化是发展的，其核心价值也随时代前进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然而它们的思想基础、核心精神又是一贯的，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不惜成仁、取义的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古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现代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以至抗震精神、航天精神；范仲淹、文天祥、顾炎武……和刘胡兰、董存瑞、焦裕禄、雷锋……一脉相传，贯穿古今；而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也在不断获得新内容的过程中得到更新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面对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它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础和软实力所在；而它本身也需要适应新时代的环境和需要，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内容和表现形式，实现创新的发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