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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持久战》导读《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撰写的一篇研究抗日战争的军事论著,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清晰地描绘了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回答了人们在如何抗战问题上最关心而又迷惘的种种问题,具有强大说服力和科学预见性,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为生动的教科书。一、历史背景和写作原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华民族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其时,如何进行战争并夺取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抗日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决定性的问题。当时,中日力量十分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军事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中华民族遇到一个强大的、凶悍的敌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十分艰苦的。正因如此,在抗战爆发后产生了几种严重影响中国抗战的不正确的认识。一是“亡国论”。一些当时颇有身份和影响力的人只看到日本恃强侵略的一面,大肆宣扬“抗日亡国”的论调。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在抗战前,就到处散布“中国武装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被意大利法西斯灭亡);一些国民党高官和学者认同汪精卫的看法,认为积极抗战的主张是唱高调。随着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这种“亡国论”调越来越流行,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抗战的信心。二是“速胜论”。“速胜论”者也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但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大国身上,幻想依靠美、英等国的干预,迫使日本停止侵略;或者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帮助中国战胜日本;甚至有人幻想日本国内发生变化,从而迅速结束战争。“速胜论”的出发点是期盼中国胜利,但对中国抗战的艰难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当期盼的制胜因素不能出现时,“速胜论”就会破灭,转而陷入“亡国论”的迷惑中。三是,对“持久战”的错误认识。最早提出中国应以“持久战”战略应对日本侵略的人,是曾任保定陆军学校校长和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的高级参谋等职的蒋百里等。他们提出的持久战是利用中国地大人众的优势来“拖”,然后通过国际力量解决:“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已”。尽管其观点有许多合理的成分,但其漏洞颇多,不能说服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依据也是从中国地大人众、苦撑而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在认识上,对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持久、如何持久等问题,没有深入的、成熟的、足以反映这场战争规律和制胜敌人的见解;在行动上,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了持久消耗战的方针,与日军大打阵地战,拼消耗,典型者如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后准备的“准决战”等;在战略上,从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利益出发,忽略国内各种力量的动员和发动,压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压制民众的抗日活动,实行由其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显而易见,“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极端错误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危害是巨大的;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消耗战”存在严重的缺陷,是不能指导夺取抗战胜利的。如果不对这些观点予以澄清,任其流行,必然会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影响抗日战争的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是持久战。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因此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具体提出了党领导进行抗战的大政方针。当时党内在如何抗日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些人受“速胜论”的影响,存在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上,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因此,急于打大仗,轻视游击战争;有些人虽然承认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不清楚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了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全国人民指明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光明前途,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总结抗战10个月以来的经验,撰写了《论持久战》这篇影响深远的军事理论著作。二、逻辑结构和基本原理全文约50000字,讲了21个问题,共120节。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前9个问题(1至58节)主要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后12个问题(59至120节)主要论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阐明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科学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在文章中主要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中国会亡吗?不会亡;中国能够速胜吗?不能速胜;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总的、基本的规律。这一规律,是通过对中日战争双方特点的全面、客观的分析得出的。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根据中日战争的性质及时代特征,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的短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依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两者看问题的方法都是非科学的,即主观的和片面的,因而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亡国论”产生妥协倾向,“速胜论”则“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没有两样”。因此,两者都是十分有害的。(二)系统阐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基于对敌我特点变化发展的客观分析,毛泽东预见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敌人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但因战线太长,困难极大,财政经济开始竭蹶,“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战争随转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敌人的企图是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持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要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在第三阶段,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日军的力量将变弱,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为了清晰地展示持久战全过程的轮廓,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质量互变规律分析了三个阶段敌我力量的变化:第一阶段,敌优我劣。我之劣势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向下的,即经济、军事力量的消耗和土地、人口的减少等,但这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一种是向上的,即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向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这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敌之优势也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经济、军事力量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国际舆论的责备等;一种是向上的,即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第二阶段,大体上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脱出劣势,日本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第三阶段,中国利用优势实行反攻,驱敌出国。总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三)论述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方针和战略战术,这是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其一,充分发挥抗日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因此,要夺取抗日的胜利,就必须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而在一定条件下,自觉能动性可以起决定性的反作用:“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他提出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好形式,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就可以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性,就可以有计划地灵活地用兵,从而人为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战而胜之。其二,坚持全民动员的政治方针。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只有动员全民族,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反复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此,毛泽东强调: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实在是头等重要”,“是一件绝大的事”。并
本文标题:毛泽东《论持久战》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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