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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毛泽东鲁迅的英文名他的英文名字叫:ahQLuXun为什么他会写阿Q正传就是这个原因,他知道不会有别人给他写传的,所以他索性自己写好了可想而知他的英文名字叫:ahQLuXun(一)周先生和他的烟鲁迅吸烟始终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知道鲁迅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但他在留学日本时已经烟瘾很重了。鲁迅的吸烟量是相当可观的,他在写给许广平和章廷谦的信中,都说自己每天吸烟大约三十到四十支。许广平还曾说过他一天的吸烟量达到五十支。烟不离手是友人们对鲁迅最突出的印象,见过鲁迅的人,用文字怀念鲁迅的人,大都会对他吸烟的情景作一点描述。文人墨客评价他吸烟荆有麟《送鲁迅先生》:“说到抽烟,我便提到鲁迅先生抽烟的可以。”李叔珍《与鲁迅的一席话》:“‘你几时回来的?’他擎着一枝烟给我,说出这句话。”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口上含着支掉了半段的香烟,态度从容舒缓--------”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鲁迅遇了这种情形实在有些忍耐不住,吐出一口香烟的烟气,说道------”白危《记鲁迅》:“他抽了两口香烟,默默地注视着展览的作品。”阿累《一面》:“坐在南首的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周粟《鲁迅印象记》:“他手里燃着烟卷正在和内山先生谈话。”南风《我与鲁迅先生的认识和来往》:“他的香烟抽得很厉害,一直到完,就没有断过。”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鲁迅先生长长吸了一口烟,又从口里鼻里喷出去,然后盯着我们,微微笑了笑说------”奥田杏花[日]《我们最后的谈话》:“鲁迅这样说着,又燃起了烟卷”,“他的说话又与烟一起吐了出来。”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吸着香烟,静静地坐在桌旁,工作、学习、写文章。”徐梵澄《花星旧影》:“先生吸着纸烟,讲到这里,停下了。缓缓说:‘这就是所谓黑暗了!’”鲁迅吸烟给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他吸烟“不吞到肚子里”;不轻易从口袋里取出香烟盒;有“好烟”不独用而更愿意和朋友分享;很顾忌不吸烟者对烟雾的反应。许广平忏悔自己没有重视限制鲁迅吸烟,是因为鲁迅自己时常说:“我吸香烟是不管好丑都可以的,因为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郁达夫则很生动地描述过鲁迅吸烟时的动作,“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而鲁迅与人分享“好烟”的情景,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说过,“有一次有人送给他十来听‘黑猫牌’,照理说好好地留着自己用了,却是不然,他拿来分送朋友和兄弟。无怪有人说他自己吸廉价的烟,留着好的请客。其实是有什么拿出来一同享受,而不是同时分开两种待遇的。”人们常说文人好吸烟,或许是相信一种误识,认为吸烟有助于思考,所以对鲁迅吸烟这一嗜好,并没有人回避去谈。他的作品中也有烟的痕迹《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写到:“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这就很写实地道出了先点烟而后写作的习惯。《野草》里,鲁迅塑造的思想者形象也常有香烟陪伴。“我打了一个呵欠,点起一枝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在酒楼上》里,吕纬甫同样是一个嗜烟者,“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吸烟与死亡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寓所。他的病因起于肺部,是当时还属于可怕的肺结核。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里简述1936年鲁迅病情的发展,“一月肩及胁均大痛”,“三月二日骤患气喘”,五月十日后“发热未愈”,“八月痰中见血”,十月,“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鲁迅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放不下读书写作,也离不开香烟陪伴。1936年,鲁迅在病痛日益加重、气喘咯血的情形下,仍然完成了大量工作。1月,与朋友协办出版《海燕》半月刊;2月,续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4月,编《海上述林》下卷;6月,出版杂文集《花边文学》;7月,编辑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8月,为《中流》创刊号撰写文章,等等。他同时还要接见很多熟悉的、陌生的朋友的访问,关心青年作家、美术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回应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恐吓和诬陷。他始终是个不能停下工作的“大忙人”。他病重中坚持连续四五天写作,回应徐懋庸,就是要忍痛宣告,他仍然能战斗,仍然不放弃。他闲不下来,只要生命尚有一丝力量,他也不能丢弃那支烟卷,就好象它真能为他打气充力鲁迅做不到戒烟,直到逝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他还在吸烟。鲁迅是个真真实实的人,从他对香烟这一件事情上看,他自有常人共有的脆弱甚至“自制力”的薄弱。惟其如此,我们更会理解鲁迅是一个生活于人间的战士而并非是超然于“人间烟火”之外的神明。香烟没有灵魂,却陪伴了鲁迅大半生。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的鲁迅,几乎是捏着烟卷离开人世。烟卷无言,但如果那升腾的烟雾就是香烟的灵魂,那么看到鲁迅痛苦逝去的情景,无言的香烟是不是也可以借徐懋庸送给鲁迅的那幅著名的挽联表达一下哀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二)挣脱世俗的斗士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信里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正解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许广平(1898—1968)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早年就读于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6年9月到广州,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舍监。1927年10月在上海与鲁迅结婚后协助他工作。1936年10月19日与宋庆龄等商量鲁迅治丧事宜,决定由宋主持鲁迅葬礼。1938年与郑振铎等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日军逮捕,狱中坚贞不屈。次年3月1日获释。1946年1月13日与宋等参加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中于再等死难师生大会。次年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1948年经香港转到东北解放区。次年7月7日与宋等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1956年10月14日与宋庆龄等出席鲁迅遗体迁葬仪式。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著有《许广平忆鲁迅》等。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在于(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停止了他最后一次心跳,留下孤儿寡母的周海婴和许广平。鲁迅的逝世,对许广平精神上、经济上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物价的飞涨,周海婴的年幼,书店断付鲁迅的版税,这不堪负荷的重轭深深地压在了许广平一个人肩上。而当听说远在北京的朱安(1906年,鲁迅和朱安在绍兴举行了旧式婚礼)要出售鲁迅的藏书时,许广平毅然写信劝之:“我愿意更苦些”,并表示“尽最大的努力照料你”,显示了许广平坚毅的人格特性。面对艰难的生活处境,许广平没有向任何权贵献媚邀宠,以期得到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面对日本人对她极端的侮辱时,更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屈骨,似如鲁迅的“硬骨头”,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默契与伟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又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杀人魔窟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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