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一在一个名流云集的研讨会上，一个肤黑瘦高的人站起来提问。他身着一件浅色的夹克，形象朴实，俨然一个农民工，但所提问题很尖锐，主席台上原本口若悬河的嘉宾顿时嗫嚅起来。后来才知道，提问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一个掌控着上万亿资产的企业家。“我们这一代人是建国前后的一代人，基本是在新中国环境下长大的。”秦晓说。秦晓出生在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5月贺龙率领“一野”进军川北，旌旗猎猎，征尘滚滚，在南下的人流中，就有年仅两岁的秦晓。在当时的西康省生活了三年以后，他随北调的父母来到北京。作为一个干部子弟，秦晓的生活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从六一幼儿园到育才学校再到北京四中，他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的精英教育。秦晓坦率地承认，当六十年代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一名深受“接班人教育”的中学生，他是赞成的。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成年，但是已经有了“接班人思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1965年掀起“四清”运动高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串联、罢课，给中央写“进言书”，尖锐批评当时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要求学校里搞阶级斗争。高二学生秦晓也参加了，不过他不是主角。“虽然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但回想起来我还是比较温和的，不希望太激进。我不太能接受学生之间也要搞阶级斗争。”秦晓回忆说。他没有想到，这不过是一次预演，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他的命运也将随之跌宕起伏。二秦晓高中尚未毕业，“文化大革命”呼啸而来。北京毫无疑问是风暴的中心地带，被裹挟进来的中学生又成为风暴的加速器。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无法无天，近似疯狂地宣泄着革命的热情。而一部分长期接受接班人教育的青年学生并不认为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为了“纠正”红卫兵的过激行为，秦晓和他的同学孔丹等人组织北京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反对批斗、抄家、体罚，针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等作出规定，试图制止红卫兵对“统战对象”的胡乱抄家等行为，恢复秩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认为“西纠”是反动组织，周恩来是它的后台。“西纠”解散后，秦晓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反思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们自办了一份名为《解放全人类》的小报，发刊词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并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提出质疑和批判。四中被军管后，他们因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而被学校拘留、审查。“不要说当兵、当工人，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插队也不让我们去，要对我们做运动后期处理。”秦晓说。已经在内蒙古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回北京，向秦晓他们介绍了内蒙古的情况，说那里很好。于是，秦晓和他的同学们不辞而别，跑到了大草原。当地并不接纳，他们却一直苦苦等候。1968年12月，伟大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秦晓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场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老三届”的一员。北京来的知青们不能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到各个放牧小组。这里自然条件很恶劣，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语，看上去跟当地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北京青年秦晓变成了牧民秦晓。在这里，他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底层社会。在他看来，千万青年人失去选择的自由，离开正常的人生轨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就他个人而言，“我在内蒙古积累了宝贵的人生财富”。至今，秦晓仍然对他下过乡的地方牵肠挂肚。他回去过两次，还把女儿带回去，让她看看爸爸曾经生活的地方。草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老乡们依然住得很分散。听说他要回来，每家都派个小孩在路口等着。“我们开着汽车，到路口孩子就带着到他们家坐一坐，老乡见面就要哭，坐下就走不了，吃他们的手扒羊肉。最后天黑了，很多老乡家都没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孩子们一直等到天黑，什么也没有等到。我们听了很伤心。”三秦晓坐在我的对面，声音低沉地梳理着往日的岁月和思想的变迁。“说老实话，很长时间我没有觉醒，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说。“不对劲”，其实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怀疑。1971年秋天林彪外逃，折戟黄沙。消息传到了24岁的牧民秦晓耳朵里，他感到天崩地裂般的震撼。秦晓说，那时的精神状态就是“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因为，“过去把毛主席看成神，他说的都是真理，我们都应该按他说的去做。可是他最好的学生却背叛了他！”知青们开始读书、通信、讨论问题。秦晓认为，要重新回到认识论上去，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多次重复的，不应该盲目轻信，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真理。通过刘进，秦晓他们读到了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这是刘进的姐姐刘青锋和她的丈夫金观涛两人合写的书信体小说，在小说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通书信往来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展示了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秦晓还读了许多“内部书”。“文革”前，出版社出版一些专供一定级别官员、知识分子看的书籍，其中有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所谓“黄皮书”是比较前卫的文学作品，远离当时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例如意识流小说；所谓“灰皮书”，是学术性图书；而“白皮书”，则是更政治化的文件、图书。秦晓的家中就有些这样的书，但是他没有怎么看过。到内蒙古时他带了一些，后来又让家里寄过去一些，有时还和朋友交换。这些供批判用的“内部图书”，在他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说起当年读过的书，秦晓一口气说出许多。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音乐家，早年他走了很多弯路，经历了很多事情。三十多年过去，秦晓仍然清晰地记得约翰·克里斯朵夫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时候他被各种谎言所填满。当他觉醒的时候，当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呕吐出来，重新开始。”秦晓决心“呕吐”谎言，重新开始。作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他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生活的世界。四1972年，在停止招生六年之后，部分大学又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六年前错过了机会的秦晓渴望进入大学读书，这次却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北大物理系招生的老师在相邻的县（旗）没有招够，发现了北京四中毕业的老高三学生秦晓，非常高兴，要他到北大读书。秦晓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他本来报的山西矿业学院的招生老师找到他说，你答应我了，我也跟领导说了，你这样我回去要受批评的。“那时候人很老实，或者说很傻，受的教育也是要对人负责，我就没有去北大。”秦晓笑着说。山西是秦晓的老家。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在山西矿业学院机械系学习的三年里，秦晓最大的收获不是在校园里面。他跟着一位曾经留学美国、当时在家赋闲的学者学习英语，进步很大。1975年国家引进了大量石油、化工、煤炭设备，需要一些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人学外语去接机器设备，临近毕业的秦晓被抽到北京学外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煤炭部的国际司。刚到煤炭部不久，“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秦晓并没有对此感到有多么震惊，他说，“有在预料之中的感觉，倒行逆施到那种程度，觉得肯定要垮”，“当时朋友在一起不讨论‘四人帮’怎么样，讨论的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怎么办”。这一代人不再狂热，开始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一切。“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秦晓和当时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交往，包括“农村发展研究组”的那群年轻人，大家都成为很好的朋友。通过刘进介绍，秦晓认识了金观涛夫妇，读到了他们关于“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论文，还和同学孔丹等人一起跟着金观涛讨论方法论。“那时候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秦晓感慨地说，“是体制内的政府精英和体制外的精英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四人帮’的时候，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要改，要往前推进，要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大家认真讨论，集中了智慧和力量。今天不一样，今天共识破裂了。”秦晓坦承，“那时我不是最活跃的，但我都参与过，没有落伍，而且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当时年过三十的秦晓仍然渴望着读研究生，“我是北京四中高三生，山西矿业学院三年工农兵课程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望。我当时想学经济。”1980年，他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攻读企管研究生。“那时候有《资本论》的课，老师是苏联专家的学生，每章甚至每页都烂熟的。我上课爱睡觉，可当时学经济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老师对两个学生，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上课不能睡觉，印象就深了。”多年以后，已经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秦晓去中央党校学习，那里有四位讲《资本论》的老师，号称“四大金刚”。秦晓和其中一位老师讨论《资本论》时提出，《资本论》有几个问题可以研究：第一，《资本论》是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如果改变所有制，变成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这是经济决定论；第二，《资本论》假设资源无限，只要有技术进步，资源就无限，而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有限，人的需求无限，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在这一前提下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第三，《资本论》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其实任何情况下都有搭便车偷懒的道德风险。“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旁边有朋友拉我，嫌我说过了，怕我出事。”秦晓笑着回忆说。研究生学习期间，秦晓读了大量讨论体制改革的书。1983年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提到这位建国后主持第一次军衔评定的革命前辈，秦晓感念地说：“他对我教育很大，对我很信任，像在内蒙了解草根社会一样，在他身边工作我了解了中国的上层，知道这个岗位怎么决策。”有一次，秦晓陪同宋任穷去三峡。在船上，秦晓和一个外国人愉快地聊起来。宋任穷说：“你的外语这么好，那你应该干更需要你去做的工作。”秦晓没敢说话。不久，石油部长唐克要秦晓去他那里工作。于是，他就离开了中南海，担任了石油部国际司的副司长。不久，他又调入中信工作。秦晓还提到了“老大哥”王军：“他一直要我到中信工作，而且他对我影响很大。”事实上，在中信十五年，秦晓对王军几乎“亦步亦趋”。王军每一次升迁，都是由秦晓接替其位置，直到秦晓接任中信公司总经理。在中信这个颇为特殊的企业里，秦晓逐渐历练为一位企业家。“要掌管这么大的企业，而且是比较国际化、比较前沿的企业，又处于转轨时期，挑战性很大。我那时候比较系统地读了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秦晓说。在中国，许多做企业管理的人不懂经济学，而搞经济学的人对企业不了解。他希望把它们打通一下，写了许多文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清泰很喜欢他的文章，还推荐他去中央党校讲课。他俨然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从五十岁开始，这个有着学术偏好的企业家苦攻五年，终于在2002年通过答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三年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文献评述上，后来两年写论文，写得很苦”。可是收获也很大，严格的学术训练帮助他建立起了一套缜密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框架。五2001年，秦晓来到香港，接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局最早由李鸿章创办，当五十四岁的秦晓接任招商局董事长时，这家企业已经有130年历史了。招商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跌宕，招商局几度沉浮。洋务运动初期以“求强”为主，后来主事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求富”才能“图强”，于是由创办军工制造厂向创办民用企业转型，招商局应运而生。在其创办后的二十年间，迅速成为清末大型官督商办企业的典型，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时隔一个多世纪后，招商局又一次和中国的大变革紧密契合。1979年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建立工业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允许外商投资办企业的地方。在蛇口工业区，招商局推动了许多改革，自身也从一家单一的航运企业迅速发展成为综合性企业集团。但是，当秦晓接手时，香港招商局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得一塌糊涂。他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