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论南京文学现代史的十一个关键时刻

王德威：论南京文学现代史的十一个关键时刻也许各位在座的来宾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南京的文学现代史”，而不是现代文学史，这样一个词汇的特别安排是有着自己的用意的。长久以来，我对于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兴趣。在我们现在一般学科所定义的文学史的观念和实践上，往往是以文学作品作为串联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起承转合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学史似乎只是以大的历史作为进入文学脉络的一个方式而已。但在以下的一个半小时里，我却希望刻意地调动文学与现代史这两个关键词，让这两者之间真正地产生互动。我所谓的文学现代史，未必只是文学的创作在一个历史的时间进程里所呈现的纪念碑式的意义；我所谓的文学史，更应该和历史本身的互动产生无数交汇、或者是冲刺、或者是对话、或者是矛盾的机缘。以下以十一个不同的关键时刻，或是十一个不同的故事，来说明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在问答的时间，想听听大家对我的意见和批评，同时也说明在这样一个讲题之后它所隐藏的方法学和理论上的架构。最后说说关键这两个字，关键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远的修辞。早在近代时期，这个“关键”已经被用在作为家具尤其是门锁、窗户等的开关设置，通常我们讲到关键的时候，我们希望锁定一样东西，尤其是留住它的意义，然后经过关键的作用，来认知在历史上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作品它所带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今天却想讲，关键这个词不但是锁定的意思，相反，它也可能是开启的意思，经过关键的作用，让原来看起来密丝合缝的任何机构、任何机制再次展现它的可能性。与其我们用关键这样一个观点或方式，把任何的事件再一次凝聚到一个时间的、一个似乎是不可逆转而且在意义上变成非常固定的这样一种做法，不如以以下的十一个关键时间，把这个历史再次开创出来，再次地展现出文学和历史在时间的脉络里所呈现的不同意义。南京在文学史和所谓的广义的历史上它所承载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在座的很多同学肯定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前，早就对这座城市有固定的认知以及心向往之的一些投射的想象。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号称十朝古都，而南京从东晋以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名字，从建康到建业，从秦淮到金陵，到今天我们约定俗成的南京。在历史上的各个不同点，各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也诉说了这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不同命运的转折。而在过去我们看待南京的这个文学所铭刻的历史经验里面，最早从六朝以来，像左思的《三都赋》之《吴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中的“大盗移国，金陵瓦解”等等这些描写，这个城市已经见证了历史和文字铭刻无数可能里面的不同的书写方式。而后呢，大家更熟悉的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不用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南京的形象总是隐隐约约地呈现在字里行间。到了近现代，不论我们谈到鲁迅对于南京的经验，在1897年5月7日他来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展开了他离开故乡绍兴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历险。或者是到了现代之后，像俞平伯或其他文人对于南京的形形色色所留下来的他们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新颖的记录。这些都作为我今天所探讨的背景，但是如何去选择这十一个关键时刻，或者说这十一个关键时刻是不是对于在座的各位都有同样的一个所谓同理的感觉，我不确定。但是我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作为大家参考的对象，所以现在我开始说明这所谓的关键时刻它可能带来的意义。我选择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911年12月29日，在这一天，独立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而我所要强调的是一位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波折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学者、诗人丘逢甲，所谓的“海东第一才子”。那么在这个时间，丘逢甲作为广东临时军政府的三位代表之一，也来到了南京，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好，可是丘逢甲却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他个人有刻骨铭心的意义。那么任何对于丘逢甲前半生的历练有所认知的来宾都知道，他是参与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民主国建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以他的才华和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却没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在1896年，丘逢甲必须离开台湾，他所曾经幻想的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以后的几天之内就崩溃于无形。我们先来看一首诗，这是他在1912年1月上旬在南京留下的十首诗中的重要一首：谒明孝陵郁郁钟山紫气兴，中华民族此重行；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作者来到明孝陵前，有无限的感触。看看国家对于未来的憧憬，回想他个人所来之处，他真是感慨万千。台湾民主国失败之后，丘逢甲回到了祖国大陆，在这以后的后半生郁郁以终。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就是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各种各样在文化、政治以及在宗法上的关联。我们现在看1896年4月17日，当时他已经离开台湾大半年了，他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是1896年丘逢甲在广东所作的一首感时诗，但是丘逢甲的心意不应该止于他个人在台湾的这一场没有成功的政治事业，同时他在拜谒明孝陵的时候，他的历史的眼光投向更久远的所谓大的改朝换代里面的兴亡之感，他想到的可能有郑成功。这是郑成功在1659年所题的一首诗，这首诗和南京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这一年，郑成功击退了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大军进入长江口，几乎打到了南京，希望以这样一场战役作为恢复明朝的基础。但是，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功亏一篑，而他的愿望成为永远的遗憾。所以，丘逢甲在三百多年之后，回看这一页历史，他不禁感慨南京光复临时政府又在兹地，即1912年1月民国当有三大文字祭告孝陵、延平、洪王也。孝陵指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明孝陵这一段掌故，延平呢，延平郡王，讲的是郑成功和南京的关联，而洪王，讲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所以，一首简短的诗歌，或者一个文人他在历史上驻足的那一个刹那，让我们了解到文学所能够见证的历史兴亡往往超出了我们个人阅读诗歌所能够想象的，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讨论文学与历史互动的时候特别能够心有戚戚焉的时间的焦点。这是今天我介绍的第一个关键时刻，这是1912年。时间现在又过了十年，到了1922年，这一年的一月，在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吴宓教授的家中，一群当时在东南大学教书的教授和学者们，他们商议创办了《学衡》杂志。这个杂志应该说是南京大学传统里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南京大学所代表的文人传统的骄傲。我们都知道，在“五四”之后，中国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当时，《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引领一时之风骚。在这样一个强调“启蒙”、“革命”的激进的历程里，却有一群知识分子以南京为根据地，倡导了一种不同于北方的、不同于《新青年》式的那种完全西化的“启蒙”、“革命”观点，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事业。这个事业最重要的一个刊物，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衡》杂志。我想大家对这个题目都已经了然于胸，也做过相当的研究，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我在这里要讲的是，1922年前后《学衡》杂志在刚刚创办的时候，有三位重要的人物，这三位重要的人物不仅和以后的南京大学的文学传统有着深远的关系，也和我现在任教的哈佛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他们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们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尤其是胡先骕，他其实是一位植物学家，但对文学的复兴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创办了《学衡》，希望以《学衡》杂志的宗旨对过去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传统进行再次的思考和复兴，而让这样一种儒家传统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古典传统有所对话，形成一个贯串的、东西对话的、比较文学式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事件。可是，在1920年代的初期，当所谓的革命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学衡》杂志往往被认为是特别保守的，比如提倡文言文、提倡儒教的思想等等。所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学衡》杂志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学术风格，或者说是学术的一种比较保守的理念。但是，又过了很多年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学衡》杂志诸君子对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和贡献，突然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现代化不见得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不是只有以西方至上的革命启蒙才能达成的。而到了今天，我们更了解到，当所谓的儒教的观点再次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衡量《学衡》的贡献，尤其是《学衡》杂志和哈佛大学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因缘。至少，我们知道白璧德教授在1910年代曾经收过一些优秀的学生，特别是有一些学生慕名而来，心向往之。而其中不仅包括了刚才所说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同时包括了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不管有没有选过他的课，他们基本上都信服他的理念。对于白璧德来讲，世界文明的演进，不能以简单的进化论式的方法来论成败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整个西方的工业化所代表的文明面临一次战争所带来的重大挫败的时候，眼前无路想回头，想到的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教育的重要，想到的是中国所代表的儒家传统的重要，所以，在这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思考、不同声音，再次有了交汇的可能。而在白璧德教授的教诲之下，他的弟子回到中国之后展开了他们个人的文化事业，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衡》的事业。到了今天，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当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已经超过了三四百所的时候，当孔子的塑像在大学校园里重新树立之后，当和谐社会成为政治体制的一个新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白璧德先生，或者是吴宓他们所代表的《学衡》学派的理念，并不过时，而且在这个世纪可能是一种新的突破。这一点，是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时间又过了十年，到了1932年的春天，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央大学的中文系有一位新来的女学生，她叫沈祖棻。她是在1931年的秋天来到这所知名的大学的，那一年，她选了一门词选课，是由当时的院长兼系主任汪东教授所主持的，在这个课上，有一门作业是所有的学生必须以他们所学到的各种各样的词学知识来自己填词。当时，这位女学生填了一首叫做《浣溪沙》的词：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以传统的风格所作的词，但是我们仔细去体会这首词的意味，然后映照着当时的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突然理解到了，这位年轻的女学生她所作的词不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只是简单的浅吟低唱而已。她想到的是，在“九一八事件”前后中国所面临的再一次的政治危机。所以，在这里，一个古典的词的文类和现代所谓最极端的、最刻骨铭心的政治事件有了接轨的机会。在这里，古典的诗词在现代文学里何尝落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以古典诗词所吟诵出来的许多重要篇章，仍然应该被我们视作是现代文学史里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沈祖棻教授她在当时所作的诗词，还有日后她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在教学上所作的贡献，我想这应该是今天看待南京大学所代表的文学传统时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同时，我们当然也知道，在诗词之外，沈祖棻教授和程千帆教授他们令人难忘的罗曼史，这一点比现在的偶像剧还来得更凄美感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几乎要把沈教授和程教授他们一生的坎坷遭遇，还有他们诗词之间所互相倾诉的各种各样的国仇家恨的这种衷肠，看做是一个在李清照、赵明诚之后现代中国的再一次对诗词这一传统的文类的致敬。而且我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程教授是1913年出生的，他比我们的沈教授年轻四岁，这是标准的姐弟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另外的一种佳话。这时我们看待文学史和文学的现代史里面各种不同的公私之间的个人境遇，还有借着文字所铭刻的各种各样的兴亡之感，就有了非常绵密交错的关系。当然我们都知道，沈教授和程教授他们在三四十年代颠沛流离的经验，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感受到的。也就是在这个患难的过程里，沈祖棻教授居然填出了将近五百六十首词，到今天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学里的古体风格的诗词范本。这是刚才讲到的第三个关键时刻。下面我要讲到的，也是1932年，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当我们的沈祖棻同学在中央大学的校园里徘徊的时候，曾经见到一位年纪四十岁左右、长得人高马大的美国女士，当时她在金陵大学教英文，她是一位很不快乐的家庭主妇，但是因为各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