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教育

翟玉忠：复兴中国先进的传统蒙学教育为何清末大学者辜鸿铭能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为何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就能读《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样艰深的古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们都曾受过中国传统蒙学教育；高度推崇“中国私塾教授法”的辜鸿铭曾经这样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相对于今天普遍施行的西式小学教授，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先进性，尤其是在人文教育方面。其先进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二是根据一个人十五内部以前“多记性，少悟性”的思维特点，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先说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素有“三、百、千”之称，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们被遍布全国的私塾用作基本的儿童启蒙读物，使中国伟大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私塾被并入小学或主动关门，绝迹为止。这里，我们以《千字文》为例，考察一下蒙学教材的知识集约化特点。《千字文》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蒙学教材，为南北朝时梁周兴嗣编纂。据唐人李绰《尚忆故实》所述，梁武帝命令殷铁石在王羲之的书法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以供诸王临摹。当把一千个字拓出以后，梁武帝又觉得“每字片纸，杂乱无序”，遂命令散骑侍郎周兴嗣，将这一千个字编缀成合辙押韵并有意义的文句，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足见写作程度之难。儿童学完一篇《千字文》不仅掌握了重要的一千个单字，还学习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等知识，甚至中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哲学方法也蕴蓄其中。《千字文》开篇即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你看，就这么几行字，从宏观的宇宙、日月星辰，到一年四季的转换，再到金玉的重要产地，全包括在内。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优美的古文韵律，读来朗朗上口，将知识性与艺术性近乎完善地统一了起来。相对于今天的西式小学课本，《千字文》这样的传统蒙学读物有如集成电路，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压缩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现代西式小学课本则还是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独立存在，二者简直是两个年代的产物。如果将《千字文》拆成现代西式小学课本，至少包括《语文》、《科学》、《品德》、《历史》几册。每当笔者看到小学生背着足以压弯脊梁的书包，就想到《千字文》。难道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教育，就要将自己好的东西也一并抛弃吗？传统的不一定落后，现代的也不一定先进，将现代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不仅是错误的，有时也是灾难性的。传统蒙学教育第二个先进性体现为它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强调读熟背诵。近代以来，这种教学方法被人为地贬低了，特别是鲁讯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编入中学课本后，它甚至成为所谓“封建教育”的坏典型。其中两件事令人难以忘怀：一是鲁迅问“怪哉”一虫的事，老师竟然不作答；二是课堂上大家只是囫囵吞枣地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上九潜龙勿用”之类。事实上，鲁迅12岁至17岁都在故乡的私塾三味书屋求学，正是这种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培育了鲁迅，使之成为一代文豪，怎么能说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呢？几年前，笔者曾访问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有幸驻足三味书屋，深深感到鲁迅的文学属于绍兴，属于三味书屋。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更重要的是深他受自己祖国和故乡文化的熏陶——很难想象，没有三味书屋，会有鲁迅！明末理学家陆世仪（1611~1672年）在《论小学》中谈到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心理特点时说，十五岁以前“多记性，少悟性”，故一个人一生所当读的书最好在十五岁前熟读，他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岁后，知识既开，物欲既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岁前，使之熟读。”这是符合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的。根据神经外科专家的研究，儿童在九至十二岁之间，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学习一种语言，他们只运用大脑的左半球；如果同时学习几种语言，他们就会利用大脑的右半球。显然易见，这一年龄段让儿童对熟记与当时口语相脱离的古代书面语言，是极有利的——或许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所背诵内容的真义，但这些内容已经烂熟于胸，十五岁以后悟性大发，正好成为前进的资粮。古谚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朱熹《训学斋规》也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我们可以将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大脑比作电脑内存，这时想多装些东西，内存可以不断升级扩大。而十五岁以后，内存很难升级，再装新东西，电脑运行起来就变得很吃力了。“填鸭式教学”、“注入式教学”……，今天的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专家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中国传统蒙学教学方法，但中国人文素质的全面下降，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深深懂得其中的冷暖。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能够读《资治通鉴》，今天的大学教授有多少人能轻松地阅读《史记》、《汉书》这些文化元典呢？笔者不反对在教育上学习西方，西方文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以牺牲我们好的或更好的东西为代价。如果学习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那种学习西方的方式最终不过是买椟还珠式的愚蠢行为。今天，痛定思痛，我们亟需复兴传统蒙学教育——不是因为它传统，而是因为它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