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服装发展史

1西洋服装发展史“西方”，沿用了关于区域范畴的习惯称谓，与亚洲一带的“东方”相对。西方服装史，即是以西欧国家为主，上溯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服装发展史。西方服装所体现出来的与东方服装相迥异的风格，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代表了人类服装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服装史-起源追本溯源，西洋服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所以说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受当时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而三维裁剪的发明和运用成为了东西方服装的分水岭，从此，西方服装变得立体，外形变得富于变化，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含蓄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大量采用刺绣，飘带，图案和其他的装饰手法，表达丰富的寓意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对服饰重装饰之美，讲究与环境和谐；西方人对服装造型之美，讲究与环境对比。东方服饰重“意”，西方服饰重“形”；东方表达含蓄，西方表达鲜明。东西方服饰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因而服饰文化特色的风格形成与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着紧密地联系。可见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在服装发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东西方服装风格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往往会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乃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时至今日，东西方服装风格融合的实例仍屡见不鲜。古代奥运会裸体竞赛所谓文明，始于一种深度模式的建造。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通过“对象化”的行为改造这个世界，而且要赋予物质世界以“人化”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讲，服饰是一种符号，它有着“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蕴。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具体模式不同，其“所指”的内涵和“人化”的意义也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总的来说，古代的西方人和古代的中国人都有神秘的宗教追求，也都有世俗的伦理指向。从这意义上讲，他们在服饰背后所赋予的价值常常是交叉的：既有宗教的内涵，又有伦理的意义。然而，就其同中有异的相对差别而言，西方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教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深度内涵以神学为主；中国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法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所指意蕴以伦理为主。西方宗教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待肉体的态度，而人们对待肉体的态度，又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对奥林帕斯诸神的崇拜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这些被尊奉的诸神是多元的、富有人性欲望的。不仅神有七情六欲，而且人、神之间也可以沟通，二者结合的产物叫做英雄。因此，这是一种“此岸性的充满了肉感和人情味的观念形态”，其基本特点是“直观的自然崇拜和明朗的感觉主义”，这一特点“典型地体现在对人的自然形体和现世生活的赞美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希腊人“对肉体的重视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更甚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1、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竟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2、而作为遮蔽身体的装饰物，古希腊的服装只是人体的“一件松松散散的附属品，不拘束身体，可以随心所欲在一刹那之间扔掉”，而且“在衣服飘动的时候或者接缝中间，随时会暴露肉体”。古希腊人的基本服饰被称作“基同”（chiton），它是将一块宽大的布料做成筒状然后用别针在人体上扣合而成的。“基同”外面，有时还穿一种叫做“希玛修”（himation）的长外衣。它“面积较大，穿用时伸缩自由，外出时可以拉起来盖在头上防风雨，睡觉时可以脱下当铺盖”。4在离开了身体之后，“希玛修”只是一块宽大的布料，只有当它被披裹在人体之上时，优雅自然的躯体才赋予其“服饰”的造型。从这意义上讲，是人的躯体把布料塑造成了衣服。换言之，在古希腊时代，身体是服饰的主人，而服饰只是身体的附属。在日常生活中，古希腊的男子也可以不穿“基同”，直接穿“希玛修”。至于在竞技场上的裸体运动，则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2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一元神取代了奥林帕斯多神教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新的宗教世界观中，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在加剧、灵魂和肉体的矛盾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用于遮蔽肉体的服饰便被赋予了超越肉体的功能指向，要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1有助于灵魂的得救。按《旧约•创世纪》中的说法，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并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女人在蛇的诱惑下，与亚当一起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善恶树上结的果子，于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2当耶和华神再来到园里时，亚当和他妻子便躲到树木中，因为自己赤身裸体不敢见神。耶和华于是知道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便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这个“失乐园”的故事，把人类服饰的起因，解释成人在能够辨明善恶之后对自己的肉体所产生的羞耻感。这种将灵魂与肉体对立起来，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的做法，显然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思想体现。正如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所说：“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基督对立着，基督代表精神世界，撒旦代表物质世界；我们的灵魂属于精神世界，肉体属于物质世界；从而，整个现象世界，即自然，根本是恶的；撒旦，这黑暗的主宰者，就想用它来引诱我们堕落；因此，必须谢绝人生中一切感性快乐，对我们的肉体，这个撒旦的采邑，加以折磨，这样才能使灵魂越加庄严地升到光明的天国，升到基督光辉灿烂的国度。在这种情况下，服饰的文化内涵便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后来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西方渐渐抛弃了这种形而上的负累，转向了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而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与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又开始了新的反叛，即摆脱了科学主义和功能主义所造成的规范和模式，而有了个性化的、全方位的审美尝试。西方服装史-西方服装中的中国元素中国元素：色彩争锋繁花似锦“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精美丝绸传入了古罗马，这让古罗马的贵族爱不释手，贵妇们更是不惜花费昂贵的价格来达到自己追求时尚的目的。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式服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以丝绸为贵，为尚。中国的陶瓷和园林艺术深深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那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瓷器和园林建筑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审美情趣，被吸收融会于法国的艺术乃至欧洲的艺术中。尤其是中国陶瓷上的精描绘画，镶金嵌银，极尽曲线绕转之美的装饰，直接影响了洛可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服装上，还体现在了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上。1910年，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引发轰动，其色彩瑰丽，外形新颖的芭蕾舞衣，为服装设计开创了新局面。从而欧洲形成了一股东方热潮，设计师纷纷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设计特色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披垂式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各式服装。上世纪60年，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SaintLaurant)发表了“中国风”系列。涉及灵感来自清代官府中的凉帽和马褂。70年代，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时装朝着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设计大师高田贤三，三宅一生运用东方传统服装的平面裁剪，设计出不强调合体的曲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这种非构筑式设计，与西方的构筑式窄衣结构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反体制思潮和石油冲击的大背景下，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抓住了消费的新契机。他们的设计很快广为流传，两位来自东方日本的时装大师从此登上巴黎时装乃至世界时装的舞台。3而就在去年，身着2004/2005秋冬YvesSaintLaurentRiveGauche高级成衣的模特伴随着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的背景音乐缓缓走来。各色鲜艳的仿旗袍式立领垫肩缎质套装、用蝴蝶系着盘扣子旗袍套长裤、龙纹云纹中国图腾、用缇花、织锦、刺绣等各种布料及编织技巧，展现极度奢艳亮丽的中国风情。如今闻名于世的美国设计师TomFord运用奢侈的中国风为YSL画下重量级的句号。东西方服饰文化与着不同的优势和魅力，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偏颇。例如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强调人体体形的紧身胸衣给女性身体的正常机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宽袍大袖始终贯穿于3000多年的中国服装史，时常给人以呆板，停滞不前，少有变化，创新的感觉。十分巧合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服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变革中，两者又有着相反的发展倾向。东方服装由松变紧，宽袍大袖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使服装变得贴体，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西方则摒弃了造作，扭曲性的人体美，把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但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东西方都改变了繁琐的装饰和累赘的服装结构。西方服装史-西方古代服饰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西方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肉体需要的神学指向。1370年前后，西方流行一种袖口上装饰有各种皮革的女装，因为它的袖窿开得很宽大，露出了过多的肌肤，因而被指责为是“地狱之门”。4而14～15世纪流行的安尼帽和两个角的高帽子，则被教会称作是“魔鬼的创造物”。尽管这种帽子模仿的是哥特式教堂建筑，但由于它们的造型与生殖器颇为相似，因而必须加以唾弃。5这个漫长而黑暗的时代里，一方面，禁欲主义思想让男人和女人都穿上能够严密遮盖身体的宽大保守的服装。一般基督徒们穿着色彩单调呆板的土布麻衣；女人们则一度戴上了长可及肩的面罩或者从头上垂下遮掩全身的面纱。另一方面，在“荣耀主”的旗号下，又出现了各种夸张华丽的奇装异服。拜占庭贵族们穿着锦缎制成的叫做“达尔马提亚”（dalmatica）的宽松连衣裙式的服装，上面饰有华丽繁复的刺绣，还缀着五光十色的珠宝或贵金属。而在哥特式时期（公元12——15世纪）的西欧，贵族男子们则穿着绣有自己族徽或爵徽的“柯达弟亚”（cotardir）。这是一种色彩鲜艳的分色服，衣身、垂袖和裤袜的颜色往往左右不对称，如有时左边裤腿为红色，右边裤腿则为绿色，这种服装“不禁使人想到教堂里那些色彩对比强烈、风格华丽的彩色玻璃窗”。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念对西方服饰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服饰形制的直接规定上。首先，是《圣经》中对服饰直接做出的规定。如《新约•哥林多前书》中说，女人在做礼拜时，必须要蒙着头巾。“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女人乃是为男人造成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3其次，是基督教教义对服饰样式的影响。上文提到的古希腊的“基同”，在古罗马时期，演变成一种叫做“丘尼卡”（tunica）的连袖筒形衣；到了古罗马帝国末期，“丘尼卡”进一步发展，不再将一块宽大的布料制成筒形再套到身上，而是将一块布料裁成十字状，在十字中间开孔，作为领口，在袖下和体侧分别缝合，然后从肩膀到下摆装饰着两条紫红色的条饰。这种十字形套头衫深受基督教徒的喜爱，其原因除了在于它的简单实用外，还在于十字形正是基督教信仰的符号。这种形制的衣服，也就是被称作主教法衣的“达尔马提亚袍”（dalmatic），后来成为基督教专门的祭服。又如，中世纪流行的一种叫做“苏尔考特”（Surcot）的女式罩袍，是将多余的长裙在腹前掖入腰带，“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凸起好像孕妇，据说这是因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样式。因玛利亚在未婚嫁时就从圣灵受孕而怀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时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洁美好的。”1此外，基督教对各种颜色寓意的规定，对服饰也产生了影响。此外，宗教理念对西方古代服饰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还是通过宗教建筑的影响而间接实现的。例如，古希腊时代的“基同”也像神庙的柱子一样分成“多利克式”和“爱奥尼式”。前者有纵向的凹槽，后者有肥大的褶绉。前者与多力克式的柱身相类似，后者与爱奥尼式的柱头相仿佛。哥特式时期的服装，喜欢将人体的外形4有意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