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钟鼓楼的社会价值

1浅谈钟鼓楼.的社会学价值李红霞2009年5月20日摘要《钟鼓楼》是刘心武写的当代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本文从三方面浅谈它的社会学价值。一、四合院文化与两个精神社区。二、文学的典型塑造与社会学的群体描述。三、从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关键词：《钟鼓楼》、社会学、价值、问题小说、学者小说。刘心武的《钟鼓楼》，被誉为“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不过，细细地研读完刘心武的这部力作之后，却又觉得“清明上河图”的赞誉其实并不能揭示它所提供的文学新信息。虽注重于民俗风情的细致摹画，但《钟鼓楼》却于此因而堪称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一、四合院文化与两个精神社区《钟鼓楼》有一个容易识别的外在结构模式，这就是它以钟鼓楼附近的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作为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以渐次流逝的时辰作为小说的章目，同时描写院内九户北京人的喜怒哀乐、恋爱嫁娶，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矛盾、纠纷与和睦。不言而喻，作为小说中众多人物起居生活的典型环境，四合院的方位、格居和布置，都得到了最详尽的描写与最生动的刻划。犹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用文字勾画出一个为后人称颂的大观院一般，刘心武似乎也醉心于斯道，笔触细腻地描绘起一个建于明清之际的堪称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使人读来恍如置身其间而妙趣无穷。2然而，仔细地咀嚼、回味起来，刘心武在书中对四合院的这番描绘，似乎并不完全与传统的典型环境相吻合，而是处处凸现出一种力图扩大其作用的态势，以至当小说的时间表进入了末时，作家甚至完全脱离书中人物的活动，使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去追述四合院的历史沿革、社会生态和文化景观来。这种描写无疑已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范围，它似乎在承担着某些社会科学的任务，甚至连行文用语上也向之靠拢。不妨从小说中随手拾取一段：“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倘若不说明它的出处，你能相信这是在写小说吗？这就引起了我们极想探究其奥秘的一种好奇,刘心武是否在《钟鼓楼》里还深藏着一个内在的结构模式？诚然，作家曾宣布四合院是“本书的一个大主角”，这无疑是开启《钟鼓楼》的一把金钥匙。但作为一个物的存在，何以能成为小说的主角呢？抑还是刘心武也在追随“新小说”派的注重写物的手法？不过，纵览全书显然又不能作如此解。好在我们这位新时期作家并不屑于掩藏自己的创作追求，因而在小说中又一次和盘托出：“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原来刘心武是把以四合院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景观作为本书的一个大主角，而这种四合院文化，不仅包括作为文华产物的四合3院建筑，而且还包括由此而形成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这就几乎把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统统引进了小说的领地，从而达到了文化学与社会学的水乳交融般的结合，使小说具有了与众迥异的独特风貌。也许，这就是深潜在《钟鼓楼》里的内在结构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的那些看似枝蔓的“赘笔”，实在是有别于传统写法的精彩之处。四合院当年的主人本与今天的九户居民完全无涉，但作家却偏要巨细无遗地描绘这幢无处不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识的四合院当年的情貌，使人分明感觉出这位不露面的主人当年的殷实富裕与养尊处优。于是，传统小说强调的人物事件的连续性、因果性和戏剧性均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远远退居在整个背景中的一种原始的历史流动，既不与小说的情节线发生直接的联系，又不和今天所发生的故事完全绝缘。不过，当我们一旦读到薛大娘坚持要小轿车接新娘，坚持要全可人去迎亲，为的是平息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和窝心，那位令人啼笑皆非的七姑在迎亲办宴过程中的种种善意的挑剔，处处图吉利反而事事不吉利；荀大爷为儿子指腹为婚一事无法实现竟一直怀着难以泯灭的内疚；海老太太并无骗人之心地瞎吹胡编自己的身世遭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韩一谭训顺无争，谨小慎微到为了几句涉及江青的传闻竟真诚地送女儿去自首；梁福民、郝玉兰对生活的节俭近于苛刻，却偏要让儿子穿着新衣站在院子里吃柑桔，凡此种种今天四合院居民的所作所为、所想所思时，那种文化上的丝丝缕缕的联系便油然而现，使人感到昔日的四合院文化竟4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沉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以至仍然是所谓“小市民”们生活中的最高奢望。自然,当四合院从一个京都殷实的平民家庭住宅演变为上讫局长、医生、京剧演员、下至工人、修鞋匠、售货员这样杂色纷呈的九户居民的杂院，其文化上的特征也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单色调。时代的变迁，新浪潮的影响，知识的作用，职业的不同，这一切都使今日的四合院文化交织着种种复杂多变的成份，以至很难说它只是体现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事实上，四合院既然是不同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聚居在一起的邻里，也就必然存在着两个很少互动的精神社区。不管张奇林如何强调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但他的家庭实际上除了接待象荀磊这样的青年人之外，是与同院的其他居民没有多少往来的，甚至连住在外院的老编辑韩一谭都不认识，以致在女儿面前闹了个小小的笑话。这绝不是说张奇林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相反，他倒是个难得的搞四化建设的好领导，有文化，识人才，知人善任，维护党的威望。他也许主观上更愿意和这些邻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因而对搬家一事并不过于热心。但是，文化上的差异是一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它使这个四合院里的人们按照其不同的文化水平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精神社区。只有那些处于大体相等的文化水平上的人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在价值、信仰、情趣、修养以至语言上有着共同成员感的精神社区。也只有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才可能保持着更多的社交来往。然而，张奇林的局长身份又使同一精神社区的人们也很少有可能与之交往，只有荀磊这样的有着留学英国经历的年5轻人，才会跨越有形无形地存在着的等级观念而去张家借阅英文原版书，以致引起张秀藻这颗少女之心的真情萌动。即使是同一单位的下属庞其杉，要跨入他的家门进行一次工作上的谈话，也需要克服那么复杂而又沉重的心理障碍；而这种心理障碍的形成，固然是他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所致，但于大夫拒客于门外的那种做派，难道不也是一个成因吗？当然，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虽不一定就有经常的交往，但却一定有其文化和信息的某种沟通，因而一旦生活赋予了某种机遇，他们便能立刻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进入无拘无束的侃侃而谈之中。这一点，即使对于张秀藻这样一位失恋的姑娘来说，也能促使她从单相思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愉快地与荀磊交谈起时间、历史、命运和使命来。但是，当历史把两个本不属于同一精神社区的人结合成一个家庭的时候，那种文化上的共同成员感的缺乏和婚姻、道德的纽带便不可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澹台智珠和李铠的这场争吵，便是在这么个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以致激化起来的。当澹台智珠被文革折磨得身心俱残时，她确曾心灰意懒地退出了京剧舞台，以为永远告别了自己曾用全副身心去热恋着的事业。那个时候，她与李铠的结合是美满的。一个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另一个也需要得到妻子的爱。然而，他俩都未曾意识到，这种美满实际上是建筑在她无可奈何地从一个较高层次的精神社区里跌落下来，从而和李铠处于同一精神社区的基础上的。所以，当她一旦有可能重新踏上红氍毹时，她和李铠在文化上的差异便越渐明显，越趋扩大。尽管她不忘旧情，尽力弥补精6神文化上的这种“代沟”，但李铠却怎么也无法摆脱心理上的自卑感，在生怕失去她却又绝不甘心失去她的复杂心理支持下，不自觉地干着拓宽“代沟”的蠢事，以致澹台智珠的事业受到“师姐”的损害时，不但不能为其排难解忧，反而火上浇油地添乱。只有当李铠从酒店里那些和他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相处中得到了心理补偿之后，他才暂时地清醒过来，使这场时起时伏的争吵终于有了言归于好的可能。不过，存在于这个家庭中的文化冲突并未就此结束。作家在小说结尾处提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暗示了两个必然的归宿：要末澹台智珠放弃对表演艺术家的追求而去迁就李铠的低文化状态；或者李铠最终摆脱心理上的暗影而与澹台智珠同处于一个精神社区，否则，文化上的裂痕终究要导致感情上的裂痕和婚姻上的破裂。不过，在这个四合院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莫过于荀兴旺一家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了。当郭杏儿这个本该属于城市的姑娘从农村来到北京，寻找城市之魂和婚姻归宿时，她是满怀着喜悦和信心的。在她看来，妨碍父辈们“指腹为婚”心愿的实现仅仅是因为她们太穷了，而现在她们真正地富裕起来了，甚至比荀大爷家还要富，难道她和荀子哥的结合还有什么不能实现？但是，她决没有想到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上的悬殊。因此，当她满北京城地游玩，尽情地逛一逛百货大楼，直至买上四瓶最贵的酒和三盒蛋糕，让久蓄心中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之后，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冲击，从带电镀球的沙发、酒心巧克力、录音机音箱直到荀磊所喜爱的抽象派艺7术挂盘、树根造型和磁夜猫子，这一切都使她既感到陌生而又新鲜，又感到惑解直至扎眼。她更没有想到这种文化差异，在她和荀磊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以致她很快就看出无论是父辈们的“指腹为婚”，还是自己曾暗想过的婚姻归宿都是不可能的。但郭杏儿毕竟是一位纯朴、厚道的农村姑娘，因此当她从这一切中“觉得磊子哥离自己更远了，因而心里反倒更加安定”。在这一点上，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使她轻易地摆脱了感情的纠葛，而与她同处于单相思境地的张秀藻却是那么艰难地从缠绵的爱情旋涡中挣脱出来。然而，我们又很难说郭杏儿的这种豁达比张秀藻的怨艾更弥足珍贵，以至要看作是民族的美德来加以赞扬。毕竟在郭杏儿的心目中，婚姻只是和“父母之命”联系在一起的而与爱情却无缘的终身大事。所以她虽然从未见过荀磊，却可以把这位陌生的男子与自己的终身联结起来，甚至抱着“撞撞俺的大运”的想法来到荀大爷家。从这里，难道我们不能嗅出积淀在农村文化中的封建意识的余烬所燃发出的残烟吗？但是，我们同样也不可就此而否定她的婚姻观。且不说和那些“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就一心想嫁个城里人的同村姑娘相比，其情感之高尚自不待言，就是站在同样不知爱情只知婚姻的城市姑娘潘秀娅面前，郭杏儿也显得更纯情得多。当潘秀娅从市民文化中汲取养份以铸成她那独特的“四喇叭精神”时，婚姻便不但与爱情无缘，反而与庸俗有姻了。相比之下，郭杏儿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不是又显示出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面吗？如果说，郭杏儿的到来意味着农村与城市这两个社区文化的一次8比较，那么，荀家父子在文化上的差异则意味着同一个家庭内的两个精神社区的又一次较量。但与澹台智珠和李开之间矛盾冲突迭起相反，作家似乎在荀氏父子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条两种文化融合的道路。无疑，荀磊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从许许多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中出类拔萃，成长为一名精通英语的外事翻译人才，主要得力于两个人的支持和帮助:那位中学英语教师满足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而父亲则为他树立了为人的榜样.显然,荀兴旺的正直\善良、淳朴、重义这些主要得之于农村文化的品质，给了荀磊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致即使在他接受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文化熏陶之后仍然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自己的父亲。但是，低文化状态毕竟使荀旺兴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他可以容忍荀磊有一个充满“洋味儿”的里屋。也可以在“指腹为婚”这件事上无可奈何地作出让步，但他决不理解荀磊的“想当元帅”的事业，甚至在荀磊的译稿被毫无道理地退回来时，也近乎粗暴地打断了他和编辑的交谈，已维护长者的尊严。于是，代沟问题只对荀兴旺来说是存在的，而对荀磊却并不存在。作家以他那出众的艺术才华几乎使我们相信这道单向代沟的现实存在，但单向却只是作家的一次理想设计。事实上，作家在赋予荀磊这个人物更多的理想色彩的同时，也就有意无意地减弱了他的现实感，使他成了小说中唯一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郭杏儿和冯婉珠的那场引起两种文化冲突的交谈中，唯有他能沟通两者之间的认识隔阂，并且能站在一旁冷静地分析这两位都与他有关的同代少女从外貌、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