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法制教育培训强化措施

农民工法制教育培训强化措施一、我国农民工法制教育培训的实践当前，各地各部门把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放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上，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强化工作力度，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到有人抓、有人管，有力推动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天津、江西、山东、广东等省把农民工列入“五五”普法规划重点普法对象。吉林省律师协会成立了吉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此配备4名专职律师，面向广大农民工开展法律咨询与服务工作，深受广大农民工的欢迎。河南省明文规定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经费标准，保证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2007年5月，江苏省司法厅会同省委宣传部等13个职能部门，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明确全省农民工就业前要接受不少于4学时的法制教育，就业中每年接受不少于4次6学时的法制教育。2007年6月22日，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在徐州举行了首批地市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指导协调省内的徐州与无锡、宿迁与苏州二对地级市的司法行政机关、劳动社会保障机关签订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合作协议》，加强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联合，建立农民工流动到哪里，法制宣传教育就覆盖到哪里的有效机制，形成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法制宣传教育的同频共振，这标志着江苏省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合作新模式正式运行。江苏省内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这种法制宣传教育对我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我国在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时有关专业技术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对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主要就是在农民工上岗前进行的教育培训中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内容相对简单。为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必要丰富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培训内容。二、对农民工法制教育培训内容加强对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教育培训要守法就得懂法，而懂法就得学法。文化程度的高低，知识的多寡，受教育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高，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高；反之，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低。农村成人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多为小学、初中毕业，再加上无法接受正常的法制教育，各种法制宣传也很难深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不知法为何物，对法律更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导致他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懂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常常已经触犯了法律，自己还不知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后果，不清楚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的淡薄导致了当他们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私了”，却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权益，甚至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旧俗，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往往自己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还不知道行为的危害性。农民工对法律是否信仰，法律是否得到农民工的普遍敬重认同，是农民工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法律教育的关键因素。从理论上讲，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法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和在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法律信仰是无形的，却是在真正地发挥作用的深层次问题，法律不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正的价值，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会真正发挥作用。[2]一般来说，对法律的认知是对法律信仰和依赖的前提，较高的法律认知水平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法律信仰和法律依赖感；法律的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核心，直接反映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我国农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根源，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农村一直以来以宗法观念为中心，强化“人治”传统，视法律为统治工具，与法治所要求的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权力制约和公正、平等等法律理念相违背。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大于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农民工认为法律没有什么作用或者法律不是给他们这些人服务的，形成了“法律无能”的意识。[3]很多农民工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民告官”案件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北京宣武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调查报告》中显示有50%的农民工认为当前普法工作最重要的是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4]因此，加强法制教育，形成崇尚法治的价值观。农民工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普法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的法律素质，通过普法教育使农民工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法律观念，使农民工学习法律、相信法律，遵守法律，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充分展现新生代农民工勇于用法律维护、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同时，通过普法使农民工懂得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觉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并用实际行动捍卫法律的权威。加强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教育培训目前，我国《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十分广泛，其中与农民工有关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与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监督权，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并依法取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劳动者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因年老、疾病、残疾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社会保障与物质帮助权；社会文化权利和自由，包括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保护权，包括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国家对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要求，是公民必须履行的最低限度的、也是最主要的责任。我国宪法规定的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公民的基本义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关注、尊重、平等对待和保护社会中一切成员的人格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人权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中，平等权、劳动及休息权、人身权及通信自由权、获得物质帮助与法律援助的权利，选举与被选举权利，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平等权问题是宪法的基本问题，平等权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也是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是没有宪法障碍的。平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平等权的实现受到许多限制，应然的美好与实然的残酷之间的强烈反差成为触目惊心的现实状况。[5]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十八周岁的农民工,只要没有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就享有这一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自愿或被迫放弃了这一权利，不能在暂住地参加选举，更不能被选举，回户籍地参加选举或被选举的可能也因为种种的实际困难而无法实现。人格尊严平等权是人必然享有的，与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并受到社会普遍尊重和否定无关。然而现实是农民工的人格尊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歧视、排斥、侮辱农民工的事例时有发生。物质帮助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社会经济保障的权利，公民的物质帮助权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体现出来。长期以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尽管目前有些改善,但是全国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游离在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此外，农民工工种比较差、劳动报酬较低，较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较受到歧视现象更为严重，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同时，农民工应该正确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坚持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原则，不容许滥用权利，要自觉履行义务。公民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最高的立法依据和行为准则。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也是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渊源。公民权利是人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所产生的权利要求与主张。公民权利是以主体是否具有某一国家公民资格作为其获得权利的前提,确定公民权利的标准是根据某一个人是否具有该国公民资格。是否具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资格就成为其权利是否能够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衡量一切宪法价值包括自由、效率、秩序的基本尺度。宪法包括多种法律价值,如效率、正义、公正、秩序等等。在这些法律价值中,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根本的意义。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效率、正义、公正、秩序等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效率、正义、公正、秩序等等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目的,并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现出来。在宪法价值中,效率、正义、公正、秩序等等只有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相联系并为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服务,才具有合理性。[6]公民基本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遵守和应尽的根本责任，是公民对国家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公民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共同反映并决定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构成普通权利义务的基础和原则。加强刑事实体法中相关犯罪的教育培训从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数据看，全国流动人口犯罪占总数的32%之多。这一统计说明，仅占全国人口1/13的流动人口的犯罪总量却占1/3。可见，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已构成对社会的极大威胁，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7]尤其是近几年来更为严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省份及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本地人口的犯罪数量。农民工犯罪占农民犯罪案件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多上升到了现在的80%多；在有些地区，2005年农民工犯罪率甚至达到了%，2006年递增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农民工犯罪发案率，比2001年至2005年间上升了%。[8]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刑法教育。刑法是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刑法同犯罪作斗争，是通过对犯罪者的惩罚来实现的。一个是犯罪，一个是刑罚，构成了刑法的基本内容。犯罪是违犯刑法并依法应给予刑罚惩罚的行为。要理解某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一般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考虑。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确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和客观要件的总和，它是一个人负担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各个犯罪都有其具体的构成要件，即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犯罪，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对农民工进行刑法教育，其首要任务是让农民工知道何为犯罪以及行为人的行为如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相应的犯罪构成。我国刑法分则分为十章，涉及400多个罪名。据调查，在农民工犯罪人员中有%实施的是侵财型犯罪，其中盗窃占%，抢劫占%，诈骗占%。[9]据广州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类型前七名排序为：盗窃%，抢劫%，抢夺%，伤害%，毒品犯罪%，诈骗%，卖淫嫖娼%。而全国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排序是：盗窃%，抢劫%，卖淫嫖娼%，伤害%，抢夺%，毒品犯罪%，诈骗%。[10]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侵财型犯罪无论是在规模、增速还是影响力方面都要远远超过暴力型犯罪。农民工具有经济状况的贫困性，这使得获取金钱财物是他们的重要目标。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农民工囿于自身能力和外部条件的限制，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在强烈的物质占有欲望的驱使下，他们置国家法律和他人的财产权利不顾，铤而走险，频频实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