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述评

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述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6卷(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6α闫虹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部，上海200336)摘要:近代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思想的自由传播提供了机会，。中国无政府主义基本主张主要是:第一，反对强权和专制统治，，和社会结构。第二，强调“互助”是人的天性，合群是人的本能，，大贡献也许在于提出了不断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它注定是一棵不结果实的花。关键词:无政府主义；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一、无政府主义的由来无政府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同步诞生。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相继确立并发生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期，机器大工业生产使生产力获得了释放，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沦为雇佣者赚钱的工具，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对现存政权强烈不满，仇视私有制度和强权，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主要有德国人施蒂纳、法国人普鲁东。普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崇尚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仇视一切组织、制度、国家和政权，认为国家纯粹是人类愚昧的虚构的产物，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1]324。在他之后又有俄国人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鼓动暴动、暗杀等极端的推翻政府的手段；克鲁泡特金则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主张以没有权利支配的各个团体的自由联合代替国家政权，以共产代替私有，强调个人的无限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约束，主张通过恐怖行动，以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1]323-326。无政府主义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形式上有一些相似，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反对阶级压迫，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等等。因此，起初，人们常常把两者混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快意识到两者的区别，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观点，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许多误解。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发展轨迹中国人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大约在20世纪初期。当时留学日本和法国的留学生首先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流行，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都在日本得到传播，日本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混同，陆续介绍给日本的早期革命者。如烟山太郎翻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宫崎梦柳翻译的《虚无党》等著作。此外，流亡日本、深受巴枯宁思想影响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也给日本人带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鱼龙混杂的思想成为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吸取的主要思想来源[1]328。中国无政府主义早期主要在国外活动，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份报刊是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建的《新世纪》和东京无政府主义者创建的《天义报》。《新世纪》从1907年6月发行至1910年5月停刊，共出版121期，核心人物是李石曾、吴稚辉、张静江、褚民谊[1]332。《天义报》同样创刊于1907年6月，核心人物是刘师培、何震、张继。《天义报》共发行19期，1908年后，另出《衡报》。这两份报纸既遥相呼应，又各具特色。《新世纪》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欧洲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生平和著作，李石曾、吴稚辉等人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关系密切，因此，他们都坚定地站在反清立场上，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持否定态度，认为传统造成了奴性的人格，压迫妇女和青年，发展了对权力和权威的绝对崇拜，他们对儒家思想和家族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要求用革命思想来消除迷信[2]92-93。他们赞同暴力手段，认为在专制政府统治下，恐怖手段是推翻政权的有效途径；相信互助是人类的天性，把中国革命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愿意同其他人士进行合作，以期达到共同革命的目的。人刘师培是宣传“国粹”。刘师培认为，，但是政府的权力却远离一般人的生活，人民因此获得较大的脱离政治的自由。儒家、道家思想更有助于政府消除政治对社会的干涉。刘师培对传统的看法使他得出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的结论，认为中国社会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无政府主义，则在专制政体下“新政”情况更好。他对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充满了向往，认为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模式，使无数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而且城市生活也使人道德品质低下，生活堕落。他们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且把劳动当作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原则，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消除不平等，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作为平等前提的独立存在[2]95-98。《天义报》还对妇女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几乎每期都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揭露了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压迫，要求给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平等的机会和权力。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移师国内，其代表人物是被中国无政府主义奉为楷模的刘师复。刘师复原名刘绍彬，因为立志反清复明，改名思复。他在1904-1906年居日期间思想日趋激化，加入同盟会，并参加暗杀活动，曾因意外爆炸事件左手致残并被捕入狱两年，但是一出狱就加入“支那暗杀团”。1912年刘师复在广州成立“心社”，共同约定社约12条: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同年成立“晦鸣学社”，1913年师复团体出版发行了《晦鸣录》，宣传无政府主义，从第3期起改为《民声》，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刊物。师复团体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促成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刘师复根据《新世纪》和《天义报》内容，主持编印了《新世纪丛书》和《无政府主义粹言》，并将此两本书中主要内容印成《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他们把这些书籍及《晦鸣录》等刊物向内地广为散发，不收分文邮赠给国内各主要报馆、会社及省、市议会，在他们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比欧洲其他任何激进主义思潮的书都要多。第二，宣传工团主义，在中国南部发起工人组织活动。1913年刘师复成立“决然俱乐部作为组织工人组织的中心。1914年师复团体来到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同时，还谋求组织工团或工会，1918年师复团体负责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庆祝“劳动节”活动，并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工人刊物《劳动杂志》。到20年代末期已经负责组织了近40个工会。师复团体的努力使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2]117-120。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思想的自由传播提供了机会，无政府主义发展进入活跃期，无政府主义对传统君权思想和封建专制的抨击、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无情批判在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了共鸣；主张通过教育，特别是劳动来改变个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理想人格的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平民化教育观点相吻合；无政府主义对劳动的重视演变成“互助工读活动”，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更成为新一代青年人与传统身份诀别的标志。此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也对无政府主义的迅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热情讴歌这场革命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十月革命模式引起了中国人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浓厚兴趣，也因此使许多人把苏联革命看成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个时期，国内无政府主义组织纷纷建立。1916年，无吾、求同、真风等人在南京成立“群社”，1917年5月黄凌霜、华林、区声白、袁振英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实社”，1918年蔚克水在山西成立“平社”，1919年这三个团体与“民声社”合并组建“进化社”。此外，还有郑仲勋在广州成立的“社会主义同志会”，志道、真风、姜般若等人联合组建的“真社”。到了1920年，无政府主义团体发展到7个，1922年发展为18个，1923年发展为40个，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等省市[1]344-345。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包括“实社”的《自由录》，“群社”的《人群》，“平社”的《平社杂志》，“进化社”的《进化杂志》，以及专门讨论劳动问题的《劳动》、《劳动宝鉴》[2]164-165。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加大了理论宣传力度，也不断在实践环节大胆尝试。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工读运动。不过，好景不长，新文化运动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划清了思想界限，无政府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渐渐远离理论中心，并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三、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基本主张综观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无政府主义基本主张主要有:(一)反对强权和专制统治，对私有制度极端仇视，幻想保持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同世界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地反对强权压迫，他们认为，政治的不平等出于权力分配的极度不平衡，一些人借助政治制度获得了绝对的权威，拥有话语霸权，因而造成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和人群的分裂，这和人的“互助”本性是背离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看作万恶之首，认为国家限制自由，维护阶级统治，颠倒是非，欺骗人民，制造战争，隔绝人群。他们主张取消一切与国家有关的政治制度、政党、法律、军队等政治形式，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从反对强权和专制统治出发，对传统政治制度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提出“儒教革命”的主张[2]153，提倡妇女解放和青年人大胆追求个人幸福，这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观点相吻合，成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同盟军。他们也反对私有制度，认为财产私有和人的本性不符，私有制度造成了无数人间罪恶和悲剧，无政府主义对私有制度的极端仇视反映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资本扩张和资本垄断给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生存空间带来的无情的挤压，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底层人们的实际感受。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外国资本凭借不平等条约一步步瓦解着传统的小农经济，军阀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流离失所，被迫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任何保障，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来自资本的威胁，朝不保夕，生活艰难，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尔虞我诈的无情揭露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社会底层人们的情感得到了释放、宣泄，因此，赢得了他们的共鸣。(二)无政府主义虽然反对政治组织，但是并没有导向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强权机构的存在把人彼此分离，妨碍了一个有机社会的产生，他们强调“互助”是人的天性，合群是人的本能，主张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他们指出，一旦废除强权机构，扭曲人的天然美德的根源消除了，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和对个体的压迫都将消失，无政府主义坚信人性是至善的，同时又是理性的。他们反对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观点，认为这种哲学导致“人吃人”他们，坚持认为“互助”是进化法则，通过互助人类可以达致理想社会，无政府主义把这个理想社会称做“世界大同”他们描绘说，大同社会以公有制度为基础，一，切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都归社会所有。公平是这个社会的最大特色，政治生活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和团体主持，社会平等，个人独立;无国家、无法律，无权威，无阶级，无压迫，无家庭，劳动与合作成为个体联合的主要支撑点，每个人竭尽所能为社会出力，劳动成为义务和享受，各取所需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是以形式上的绝对平等与经济的绝对平均为前提的，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对照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这个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非常诱人，难怪当时有不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青年学生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提出了不断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区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认为政治革命是起点，社会革命是最终目标。他们不仅否定一切政治强权和政治制度，而且否定政治本身。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革命胜利后仍然要建立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政治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而社会革命则不同，因为它是大多数人的平民革命，社会革命的目标不是仅仅推翻旧的政治制度，而是要废除一切政治制度，恢复以人的天然美德为纽带的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建立和谐互助的新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专门制定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