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赏析

1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论《药》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写作了短篇小说《药》。这篇作品由于表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艺术力量，发表以后“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鲁迅对伟大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一份丰厚的献礼。同时，《药》又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中的一件瑰宝，它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图画，为读者提供了—面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的镜子，而作品在主题思想的提炼、典型形象的创造和艺术风格的表现等方面所显示的鲜明特色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依然能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关于《药》的艺术构思短篇小说《药》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对它的各种评论中，曾经出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评论认为作品表现的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1]或认为小说的“正题旨是亲子之爱”；有的评论认为这“是一篇没有主人翁的小说”有的评论则指责它的结构，认为：“《药》的开始出现了一座峰峦(华老栓和他的家的描写)……但是这座峰峦累积得太高了，阻碍了读者的视线，读者会把它看成主峰，而不了解第三章里关于革命党人的叙述的重要性，乃至于第四章里‘花环’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结构的主峰太低了，所以读者看不见它。这就使《药》失败了。”有的评论对达篇作品甚至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篇“劳而无功”的作品。[5]近年来，一些评论者力图正确阐释《药》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对作品的主人公是谁以及作品的主题思想，评论者的看法也尚未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要正确评论《药》的主题、人物、结构，必须深入研究鲁迅写作这篇小说时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只有这样，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认识。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他曾多次谈到在“五四”前后写小说的动机，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自选集自序》)；同时，我们看到，鲁迅企图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时代所关心而且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发表小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2《药》写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十天前，当时，席卷中国大地的“五四”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中国革命正处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伟大历史时刻，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对小说创作的目的性有着明确认识的鲁迅，当他在构思这篇反映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小说的时候，他将会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时代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知道，鲁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曾深深地感动着鲁迅：他们的失败和牺牲，不仅曾是鲁迅感到愤慨和悲哀，而且还引起他深沉的思索，探究他们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数关于民众落后和不觉悟的事实在鲁迅的生活经历中，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刺痛过他的心。因此，当鲁迅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中选择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描写的题材时，他就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在向旧的社会制度斗争中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他自己曾对别人讲述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应该说，这就是短篇小说《药》的艺术构思的基点。必须指出，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这是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思考的—个问题；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致友人许寿裳的信里，他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鲁迅这时候已经把寻找救国的药方和同胞的吃药联系起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和小说《药》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著名杂文《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在这篇文章里，鲁迅热情欢呼伟大的十月革命是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同时他又针对中国的现实指出：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琴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在这里，鲁迅同时注意到“放火人”和“精神的燃料”，“弹琴人”和“心上的弦索”这两个侧面，深刻地思考着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演中指出：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7]，伟大的鲁迅在“五四”高潮到来的前夜就反复思索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尖锐地提了出来，的确是以极其惊人的洞察力，从丰富的生活经验教训中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的。鲁迅在从生活素材中挖掘深刻的思想作为作品艺术构思的基点的同时，又努力从大量生活原型中概括和提炼能够有力、生动地表现主题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情节，并且安排最合适最恰当的艺术结构。鲁迅曾经谈到，当他构思《药》时，曾从两篇外国作品中得到启示和触发，这就是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齿痛》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人》。3《齿痛》描写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那天，耶路撒冷的一个商人般妥别忒正患齿痛，他虽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和被钉死，却始终无动于衷，毫不关心，而是不绝地谈论自己的齿痛，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耶稣的冤死重要得多。《工人与白手人》这篇以对话形式写成的散文诗，描写一个革命者为谋求工人幸福而进行斗争，结果被捕坐牢，他的手因为“整整带了六年的手铐”而没有血色，成了白手，工人们却又因他的手白净而认为“不是我们一伙的”；两年以后，这位革命者要被反动统治者绞死了，那个工人却想去弄一节绞刑架上的绳索回来，因为据说“那东西会给家里带来最好的运气”。[9]我们看到，这两篇作品都同时展开两个方面的描写：一方面是革命者、改革者的奋斗和牺牲，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愚昧和冷漠；而《齿痛》的商人看自己的疾病比革命者的牺牲更重要，《工人与白手人》中以一段绞绳把革命者的牺牲和群众的愚昧联系起来，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鲁迅构思《药》时所得到的触发的若干痕迹。但是鲁迅在构思《药》时并没有作简单的模仿，相反的，他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非常丰富的生活素材，从如何更好地表现主题思想出发，对自己所要写作的小说进行全新的、独创的、深刻的艺术构思，这个崭新的艺术构思的基本内容是以自己所熟悉的辛亥革命时期为背景，同时描写两个主人公，两个故事，并采取双线结构的方式。作者根据自己所要提出的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创作意图，在作品里同时塑造了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夏瑜的形象，他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但脱离群众；一个是贫困的小茶馆主人华老栓的形象，他老实本分，但懦弱愚昧，对革命毫不理解。两个主人公各自的活动又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故事：夏瑜从事革命活动，为夏王爷所出卖，被捕后在狱中继续斗争，终于被反动统治者杀害；华老栓把历年的辛苦积蓄拿去买一种药，来为患痨病的儿子治病，但买来的药并不见效，儿子终于死去。作者巧妙地用一个人血馒头来连结这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革命者牺牲所流的血，成为落后愚昧的群众吃的药，这样，革命者的牺牲和群众的愚昧就联系起来，两个故事交织为一个艺术整体，从而开拓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使主题更趋深化，同时也赋予作品更深刻的悲剧性质。当然，在一篇不到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要同时正面描写两个故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鲁迅又巧妙地采取双线结构的方式，以明线来描述华老栓一家的命运，以暗线来叙写夏瑜的故事，两条故事线索象两股山泉，在作品里并行地奔流着。但是它们又不是互不联系的，作者为了便于两条线索的呼应，就选择刑场、茶馆、坟地作为展开情节的场景，先在第一部分刑场上，以夏瑜的被害和华老栓的买人血馒头连结两条线索，继而在第三部分以茶馆里的议论使两条线索交织成作品的高潮，最后在第四部分以坟地上两个母亲的见面，使明暗两条线索完全溶汇在一起，在作品结束部分奏出悲壮的旋律，巧妙而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构思意图。4《药》的艺术构思过程使我们看到，鲁迅在这个作品里，正是通过对两个主人公的悲剧的具体描绘，指出只有革命者注意唤起民众，民众觉悟起来支持革命，革命才能胜利，中国才能得救，这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鲁迅通过他的小说作品把这样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提到读者面前，以引起人们严肃的思考，在当时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关于夏瑜的形象夏瑜是《药》的主人公之一，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在作品里虽然只是用极少的笔墨间接勾勒的，却依然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长期以来，不少《药》的研究者都认为夏瑜的艺术形象是以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为原型的，这自然是不错的，从“夏瑜”“秋瑾”名字的类似，从秋瑾被杀害于绍兴古轩亭口，从秋瑾“死于告密”等等，都可以确认夏瑜艺术形象的创造是以秋瑾的若干生活经历为素材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夏瑜就是秋瑾。鲁迅在谈到自己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时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事实上，鲁迅塑造夏瑜的典型形象、是以自己非常丰富的生活积累为基础，对众多的生活原型进行广泛的艺术概括，而没有局限于专用莱一个人作原型。辛亥革命以前，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当时许多反清革命家聚集日本，鲁迅和他们有过比较广泛的接触，其中一些革命者当时和后来的革命活动，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遭捕后“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徐锡麟；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十二年，被称为“焕强盗”的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饶”的革命家章太炎，都是鲁迅所敬仰和怀念的人物。此外，鲁迅在这期间还读了“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热情洋溢的著作《革命军》，赞扬它是“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的一篇革命檄文(《坟·杂忆》)；二十一岁就死于狱中的青年革命者邹容，给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以认为，这些人物的某些经历，在鲁迅构思和创造夏瑜的艺术形象的过程中，都会起作用的。然而夏瑜的形象又决不是由若干生活原型简单拼凑起来的，经过作家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这个形象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比生活原型更高更典型的独立的艺术形象。在本世纪初年，列宁曾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列宁指出；“西5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在中国，“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列宁又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鲁迅所接触过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活动，充分证明了列宁对那个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分析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首先，资产阶民主主义思想是这些革命家的基本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又是同反对清朝贵族集团的异族统治结合在一起的。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里规定龙华会的宗旨是：“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收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邹容在《革命军》里指出：“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同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予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章太炎则宣传“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人所鼓吹的这些土地大家有、参予行政权、合众共和等，其性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范畴的。其次，他们对清王朝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进行英勇的斗争。章太炎敢于蔑视光绪皇帝为“未辨菽麦”的“小丑”，并且发出“造反”的呐喊；陶成章公开鼓吹“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龙华会章程》)。邹容热情呼唤：“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革命军》)；秋瑾则唱出“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的诗句(《失题》)。他们表现出何等感人的英雄气概。在斗争实践中，这些革命家满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