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英国的课业

何伟亚（JamesL.Hevia）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将火烧圆明园视作19世纪大英帝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给清王朝所上的帝国主义教程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何伟亚用后殖民研究的视角重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庚子拳乱这段时间的中国近代史。在这种视角下，由中西方共同参与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一个走向西方化的教育与规训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一个在战争、外交、档案、语言与市场等各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训化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天朝大国与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想象，并逐渐融入了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西方国际法秩序；它也逐渐从公然抗拒“文明”话语走向了接受“文明”话语，如果它拒绝“文明”，那么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圆明园之被焚，就是这课业规则中严厉惩罚的一部分。然而，时过境迁，148年前发生的事，到现在已经淡去了直接的规训意味，它变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历史经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过滤、重组和编码，它变成了一种想象，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涵义，在不同的时刻里激发出不同的感情。何伟亚给我们描述了帝国主义课业在清政府灭亡后的近百年历史中，是如何被塑造成爱国主义的动力源泉之一——国耻，而中国民众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又是如何被制造成一种对抗西方话语霸权——这种霸权总是将西方人的入侵塑造成“文明”对“野蛮”的启蒙——的反叙事，西方制造出了传教士这一殉道者形象，而中国的思想界则制造出另一类殉道者，那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而饱经沧桑圆明园，也就成为了人民共和国对近代历史进行爱国主义诠释的核心符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感觉：1860年英法联军给圆明园带来的那场浩劫，彻底地毁坏了圆明园中的一切景物，圆明园至此变成了今日这般模样。仿佛历史被永远定格在了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三四千英军奉额尔金之命，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之后的历史都没有什么值得去讲述了。然后，何伟亚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人也参与了圆明园遭劫物品的交易，甚至，有记载表明海淀村民有可能直接参与了劫掠本身！而只要真正关心圆明园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自从火烧圆明园后，这座皇家园林所经历的沧桑与劫难，远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圆明园被烧若干年后，同治皇帝曾下令修缮部分园内景观，虽最终因清政府财政支出困难，该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也至少有数百间房屋得到了重建。直至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内的残存和重修的景观才被联军破坏殆尽。然后，侵略者能够抢走珍玩，能够烧毁木料，对园内的大量石料却是无计可施。在年轻一代眼中，近代史仿佛成了“屈辱史”与“仇恨史”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永远被贴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永远的是凶恶、残忍的面目，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一只恶贯满盈的大灰狼；而中国则有着勤劳善良的人民，却备受各种屈辱与摧残，是一只可怜至极的无辜小羊羔。赛义德说过，西方人通过话语创造出了一个传统、野蛮的“东方”，以便和他们自己的现代、文明的“西方”遥遥对应。而我要说的是，在现代东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话语也创造出了一个“西方”，只不过这个东方版的“西方”和欧洲正装版的“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在东方人眼中，以“侵略者”姿态出现的“西方”总是同枪炮、租界、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等等事物联系在一起，他们显得凶神恶煞，没有了温情脉脉，没有了文质彬彬。于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学到的圆明园故事便是这样一种“西方主义”，在想象中，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付之一炬、毁于一旦，之后它就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因此，简装版历史中的帝国主义显得更加凶残了，清政府显得更加腐败无能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显得更加深重了，而“落后就要挨打”从一般命题上升为了意识形态话语：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学习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勤奋建设祖国，使祖国真正强大，让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诸如此类。1860年深秋的那次帝国课业，就这种被塑造成了民族史上的痛苦回忆，在民族主义话语中被反复哀悼。这一点，或许是额尔金勋爵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以往关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互动关系的研究共同点是，都用“中国”和“西方”这对对称词语来立论。由此而发的历史“叙述”一直在固定的意义上使用这连个词语，并且假定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这样叙述与假定，造成了我们队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固化想象。不但中国在这一历史维度中北想象为一个愚昧、落后，停滞不变的帝国；西方也变成一个“处于历史探究范围之外的越来越被自然化了的实体”。何伟亚教授认为中国的固化想象质疑、反思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帝国建构在帝国的获取、维持和扩张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这一视角的提出，使我们把清帝国、英帝国、俄帝国在中亚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看作是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大博弈”互动，由此而发，在此一处的清帝国（或是中国）则可以既被理解为“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的帝国主义受害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力量”。以此视角解读英、俄、清三国在中亚的互动关系，“就会思考维持帝国存在和延续斗争的各种帝国想象、幻想和幻觉，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在《英国的课业》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似曾相识的观念，只是改变了表达的方式：“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就像开头的照片一样，帝国主义寄包含硬的一面也存在着软的一面，书名告诉我们，从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开始，这样一种包含着两方面的“英国的课业”就在持续进行当中，帝国主义在占领资源与市场的同时，试图扮演一个针对非西方的教师角色，而它所教导的内容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者何伟亚超越“中国中心取向”，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全球性历史进程的视野，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我国学者和读者来说，《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启示。本书把中国嵌入到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去接受的“霸权工程”。为了实现此目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通过武力和政治压迫，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规训”。“教育”他们在一个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里，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运用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起义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把它从一段人所熟知的历史变成了一段令人感到新奇的崭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