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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翻译研究尼兰贾纳、铁木志科、罗宾逊、坎波斯兄弟尼兰贾纳:寻找殖民翻译的方位尼兰贾纳:寻找殖民翻译的方位尼兰贾纳作为后殖民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于1992年出版了著作《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在书中,她表达了翻译是如何被殖民者用来构建被改写的东方意象。同时,在翻译和改写中,殖民者又是怎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在他者身上的。铁木志科---爱尔兰殖民文学的发现铁木志科---爱尔兰殖民文学的发现玛丽亚·铁木志科博士-----翻译研究描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侧重于翻译的文化研究,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英国沃里克大学英国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凯尔特语言文学系,在文学与语言学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这使得她得以在翻译领域左右逢源,既可以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又可从微观的语言学角度审视翻译作为研究爱尔兰文学的专家,铁木志科将后殖民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对爱尔兰早期文学的英译进行研究,为后殖民翻译理论做出了贡献。翻译描写学派的---文化转向她的主要作品包括a)学术论文《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PostcolonialWritingandLiteraryTranslation)、b)专著《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早期爱尔兰文学英译》c)(TranslationinaPostcolonialContext:EarlyIrishLiteratureinEnglishTranslation,1999)d)与根茨勒合编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andPower,2000)1玛丽亚·铁木志科的翻译观1.1翻译的定义铁木志科从描写学派的视角把翻译定义为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品与功能的时候,把翻译实践置于时间之中。广而言之,也就是把翻译实践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加以研究。铁木志科指出,翻译作为语言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与时间无涉(timeless)的语言规则(导致理论的规范化),或者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灵感(导致彻底否定理论);而强调翻译的实质,把时间与空间作为翻译研究的基础的研究方法,则把翻译理论引向了新的方向。铁木志科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在于她创造性地将雅可布逊(RomanJakobson)关于人类思维两大基本方式的区分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强调了翻译的换喻过程(metonymicprocess)暗喻,指的是选择与替换(selection/substitution)。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暗喻的过程,即一种语言中的字词、语法结构、文化标记、文学形式等为另一种语言中的相应成分所替换。人们只把翻译视为一种机械劳动,只进行字词的选择,造成译者地位一直很低铁木志科认为,翻译除这种暗喻的一面外,还应该有换喻的一面,即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翻译是一种换喻,透过翻译,即译者对原文进行的摆布与修改,可以清晰的看到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1.2翻译的性质:部分翻译(partialtranslation)和译者的抉择铁木志科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换喻过程,因此,原文本的意义在换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掉一部分。一个文本的意义是由多方面决定的。文本的多重意义自然能够唤起读者对文本所在的整个文化领域(例如风俗习惯、法律、物质条件和文学规范等)的联想,而翻译并不能全部再现这些信息。受到译者所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自身地位及翻译目的的影响,译者必须做出抉择,选择他想要转换的文本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全面“忠实”地再现原文,作为中西方传统翻译的标准,在铁木志科看来,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一种部分翻译,而这种部分翻译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缺憾或美中不足。铁木志科认为译者的抉择正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同一文本多种译本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此。1.3译的研究方法指出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学派的方法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两个学派相互排斥的态度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她博采两家之长,结合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提出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认为研究者在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理论假设后,检验其理论假设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从宏观的角度,以望远镜的方式来透视译作所在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从微观角度,即通过显微镜来详细研究译作语言从音素、词、句到语篇等各个层次铁木志科的专著《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早期爱尔兰文学英译》为这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此书中铁木志科把爱尔兰早期文学翻译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之中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的扫描,深刻地揭示了翻译的改写性和换喻性;同时通过选用爱尔兰史诗库丘林(TainBoCuailnge)有代表性的十种英译本的历时和共时的研究,使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策略及社会文化功能得以全面的展示。2玛丽亚·铁木志科后殖民翻译研究铁木志科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探讨弱小民族或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或语言时由于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铁木志科称自己是翻译研究中的左翼分子,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是她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爱尔兰早期文学作品库丘林英译本的个案研究,铁木志科发现翻译在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复兴、政治独立运动中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发挥了巨大作用,进而阐释了翻译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观点。3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使命翻译,对殖民者而言,是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产物;对于被殖民者自身而言,是一种发现和确认自身文化遗产的方式。被殖民者通过翻译重塑自身的形象,力图颠覆殖民者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塑造的形象。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特点: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在两种平起平坐的文化之间,通过自由交流信息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在后殖民条件下,这种假设并不存在,翻译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这两个不平等的实体之间进行的,文化的不平等地位在翻译中更加突显。3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使命更加关注翻译过程中固有的政治、斗争功能。翻译不仅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纽带,还可以反映出思想意识形态的对话协商、文化的斗争与力量对比,以及文化的建构与创造。后殖民翻译具有颠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属于权力的问题。翻译中有一种现象:如果源语属于强势文化,译入语属于弱势文化,那么翻译时源语文化中的很多地方就不必明确表达出来,因为译者假定译入语读者了解强势文化中的神话典故、历史事件以及风俗习惯等等。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罗宾逊:翻译与殖民帝国翻译身体学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受到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社会规范的约束,一方面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反应,使身体内在于翻译。罗宾逊又进一步把后者区分为两个方面,即:1)翻译的个人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完全来自个人的身心感受。罗宾逊强调的是优秀译者阅读文本时会将自我投射到以原语为本族语的人的身体中,深刻体验他们身心的感受;2)翻译的意识形态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lation),即关于译者受意识形态调控而对某种现象的本能反应,涉及通过个人身体感受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罗宾逊认为集体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经历感受一起构成了人们对翻译的身心感受。翻译:一种“双声”的对话语言学、功能学、文化学三个流派分别集中于对“对等”、“功能”和“规范”等抽象概念的研究上,片面强调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制约,而忽视了译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罗宾逊(DouglasRobinson)---译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人体验作为翻译研究的出发点。罗宾逊从译者个体的主体性出发,将翻译视为在译者和原文作者以及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同时展开的一场“双声”的对话,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凸显了译者作为个体在翻译活动进行中的主观感受等即时性因素的影响。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重释》P-562坎波斯兄弟: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1“吃人”的源流与演变16世纪初,在现属巴西的一个叫Tupinamba的部落里,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被部落成员吃掉了。此事在葡萄牙及欧洲引起不少震动,cannibal这个词也自此进入欧洲的语言。此后,欧洲人一看到这个词心里便有些难受,甚至厌恶。殊不知,Tupinamba人吃人是带着敬意和有特殊用意的:吃人是为了获取力量,精神的或肉体的,或兼而有之。他们只吃三类人:强壮的人(己方的或敌方的),有权势而又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总之,他们愿意吃的人都是他们心怀敬意的人。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事似已渐渐淡忘。20世纪20年代,巴西在庆祝独立一百周年(巴西于1822年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而独立)前后出现了一股文化反思热。学者们以“吃人”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曾作为殖民地的巴西及拉美各国与各自的旧宗主国及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巴西在文化上主要是葡萄牙及欧洲文化的延伸,没有自己的特色。而实际上巴西拥有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欧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土著的,等等。百年庆典触发了学人们的反思。大家认为巴西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宣扬自己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1928年,OswalddeAndrade正式出版了《吃人宣言》,这不仅使这场持续近10年的反思达到了高潮,也使参与这场反思的学人们有了基本的共识或结论,即1)巴西只有“吃掉”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在文化上找到自我;2)“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2、“吃人”翻译理论与实践1963年,Campos出版了奠基之作OnTranslationasCreationandCriticism,正式将“吃人”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衍生出了“吃人”翻译理论。在Campos看来,翻译可用“吃人”(cannibalism)一词概括。“然而,‘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是译者吃、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具体点说,翻译是:1)“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act)——译者“吃”了原文可以获取创造的力量,就像Tupinamba人“吃人”后可以获得力量一样;2)“滋养行为”(nourishingact)—进行创造性翻译前,译者从原文、与原文有关的文化积淀、目的语文学、文化积淀中得到滋养;译出后,目的语获得滋养;3)“具有确认作用的行为”(actofaffirmativeplay)——译文使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得到确认;4)“输血行为”(actofbloodtransfusion)——这与“滋养行为”类似。按此观点,原文、原文所化用的别人的东西都是“父”,在“弑”、“吃”、“消化”了“父”之后,得其“滋养”,“忘其形貌”(dis-memory),进行新的创造。而且,新创造的译文比原文更重要,因为译文既秉承了“父”的精髓,又有创新,而且它使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得到确认,即生命有了延伸。欧美文化的影响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开始时强调吃透、消化原文,借重目的语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进行创造性翻译;后来走上了解构主义道路,强调译文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对话关系,甚至认为译文比原文更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吃人”翻译理论中的“解构”翻译观与欧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Venuti的“解构”翻译观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大的一点不同(甚至相反)是,Venuti提倡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策略,而Campos则提倡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策略。Venuti的异化策略追求文化多样性,突出原文语言上的差异(译文可以不怎么通顺);Campos的归化策略强调提高本国(边缘文化国)的文化地位,注重语言的通顺与传神。Venuti的异化策略对扼制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促进非欧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Campos的归化策略反映了巴西(作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文化自信和自主心态R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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