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文：浅谈《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摘要：近代以前，中国女性是没有地位可言，她们从父从夫从子而不从己，受歧视、遭迫害，压抑自我、扭曲个性。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女性形象一直作为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出现，呈现出公式化、模型化的特点，而鲜有反映独立、自主、完整的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与艺术形象，这一现象直到《红楼梦》的出现才予以打破。关键词：女性；女性意识；《红楼梦》；曹雪芹1920年，刘半农先生的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风靡一时，从此，与男性同在了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有了自己的名字——“她”。而在此之前，“她”更多的只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物质存在，只是男性存在下的一个附庸物。社会是男人的，“她”只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就好，经济、政治、思想等等，包括“她”本身，通通是“他”们的。具体到文学上，“她”并不是真的“她”自己，而是“他”想之为然的产物。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例，四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中，“她”的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正常女性，不符合当时社会女性的真实面貌。在这几部小说中，“她”要么是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贞女节妇，要么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不然就是男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泄欲玩乐的对象，除此就是淫娃荡妇、妖魔鬼怪。她们只是男性想象力之对象化、客体化的产物，没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没有正常、完整的女性意识。由此可见，在封建制度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明代，文学作者的女性观基本上仍处于传统的父权制或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范畴，而这种落后的女性观，到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终于有了质的突破。一、红楼中“她”们的觉醒曹雪芹坦言，自己创作《红楼梦》，有为“闺阁昭传”①之意，因为“闺阁中历历有人”、“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由此，曹雪芹彻底摒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道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的惊人之语，并创作了一个个拥有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女儿”。红楼中独立、自主、完整的第一个“她”非林黛玉莫属。“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清醒的哲学头脑，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谄上骄下，不贪图富贵，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不屈服不投降，不同流合污，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和幸福的爱情，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②这便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她虽不及薛宝钗温婉平和招人喜欢，不及贾元春贤孝才德雍容大方，不及史湘云任性肆意直率爽快，但她是红楼中最独立、最完整的女性。相对于林黛玉的独立与完整，女性意识在鸳鸯身上的集中体现，在于她捍卫自己冰清玉洁的身体与高贵自由的灵魂。她自尊自重、贞义节烈，她鄙视骄奢淫逸的贾赦，她痛恨丑恶残酷的妻妾制度。面对威逼，她铰发立誓：“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这拼死的捍卫之下，是鸳鸯玉洁冰清般的人性的觉醒。可见，曹雪芹笔下的女性意识并不只属于“主子姑娘”，也属于“家生子儿”，它不再是父权制社会一切都有阶级、地位、身份之分的所属，它是“水做的骨肉”之纯净、独立、高贵的体现，凡是奋力反抗父权塑造、挣脱男性想象的“女儿”，均可以展示“她”之女性意识的光辉。所以，探春身上的“她”，是对“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控诉，她“才自精明志自高”，但凡“可以出得去”，必能“立一番事业”；尤三姐身上的“她”，以“嫖”男人之举抗议男人以女人为泄欲玩乐的对象，以“看上”柳湘莲非其不嫁之举对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晴雯身上的“她”，是对“往高枝上爬”的小红的讽刺、对叩头谢王夫人恩的秋纹的鄙视、对灵魂卑污的袭人的揭露，是敢于嬉笑怒骂直率爽利的“比天高”的心……更难为可贵的是，曹雪芹不仅在人性、品格、心理上突出了女性之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性，还在生理上表现了对女性与男性的不同。“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一回指明：女性在生理上较男性弱，治病用药与男性应有所不同。虽然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时，文字上还没有女性的“名字”——“她”。然而，曹雪芹以其超前的两性观与女性意识，崇女贬男、尊女卑男，将女性地位提升到了与男性同等乃至超越男性的高度，通过突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唤醒现实生活中更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同时引发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再思考、再定位。二、红楼中“她”们的痴愚曹雪芹所处的那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应该有不少“她”唤醒了心中的自我意识，敢于与父权制对抗，追求独立而自由的存在，然而更多的女性依然处于自我意识的缺失状态，依然生活在男性中心文化的阴影中而不自知，或者朦胧地意识到了自己非依附性的客观存在与价值，但是找不到拨开这种朦胧地突破口。所以，在《红楼梦》中，较之正面讴歌“水做的骨肉”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曹雪芹更多地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如实地描写处于男性中心文化当中的女人，“为了适应生存，压抑个性，认同文化派定的角色”③的痴愚。“她”们的痴愚，“突出而又根本的表现就是人身依附意识”。④几千年来，“她”们习惯了扮演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依附角色，习惯了未嫁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习惯了恪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最终由丧失从己的权利发展为丧失从己的意识，由生理意义上的女人发展为父权意义上的女人。待嫁从父，所以元春去了那“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出家从夫，所以邢夫人“承顺”地为自己丈夫纳妾而奔波劳走；夫死从子，所以李纨必须将自己的青春与欲望转换成对儿子贾兰的教育。恪守妇德，所以李纨有意识地做成一个“霜晓寒姿”的“标准寡妇”⑤；恪守妇言，所以金钏一句“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便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恪守妇容，所以晴雯“钗鬓松,衫垂带褪”就是故“作这轻狂样儿”；恪守妇功，所以薛宝钗劝林黛玉时说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未必不知这所谓的“三从四德”是捆绑自己的枷锁、侵蚀自己的恶魔，然而它们还是选择了“从”，选择了“德”，选择了痴人般的愚忠。“她”们的痴愚还表现在自觉“扮演了某种文化角色而不自知，很少具有自省的能力”⑥。一方面，她们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受害者，为了承顺居于中心地位的男性而改造自我、压抑个性；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捍卫者，为了维护男性的中心地位而打压同类、残害“她”性。在那个没有女性意识的社会，作为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寡妇，她既无跳出苦海的一丝希望，更无他人敢问津的一点机会，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这四条枷锁牢牢地将她锁住，她甘心守寡也得守，不甘心守寡也得守。所以，作为“三从妇德”的受害者，李纨秉承着自己父家的家冈、适应着贾府的环境，安分守己地做成了一个贞节烈妇。企望以自己的美貌与谦让找到一个得以挤进上层社会的终身之靠，她因而一改从前的淫荡，专情而贤良，温和而怜下，“安心乐业的自为得其所”。然而泼辣狠毒的正室怎能让她美梦成真？王熙凤明则蜜糖暗则冷剑，让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终吞金自尽。作为妻妾制度的牺牲品，尤二姐成全了“一个被封建大家庭森严的宗法制度吞噬了的婢妾的悲剧”⑦。女人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称其为女人。然而，身处男性中心文化当中，她们似乎忘了自己是“人”这一事实，要么如李纨、尤二姐之流扮演父权文化的受害者而不自知，要么如王夫人之流扮演父权文化的捍卫者而不自省。作为男尊女卑的捍卫者，王夫人颠倒封建统治阶级的男性蹂躏女性的是非，反而说是“下作的小娼妇”教坏了“好好的爷们”。金钏不过和宝玉说了一句玩笑话，王夫人就劈脸打好加恶言相骂，当即把金钏撵了出去，逼得金钏投井自杀；晴雯不过生的样子好些，眉眼有些像林黛玉，王夫人就把她看作蛇蝎一样，亲自带人把这个“四五日水米不沾牙”的病人从炕上拉下来，叫人架走，晴雯就这样冤屈至死。一怒而死金钏，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而王夫人素日里“吃斋念佛”，是个“心慈”的。这便是男性中心文化中女性捍卫者的残忍的不自省！而最残忍的，莫过于自身遭了父权文化的迫害，却又以这害己的父权文化去害人！作为妻妾争权的受害者，王熙凤因精明能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喜欢而颇受大观园里其他女主子的妒忌、迫害——邢夫人以“绣春囊”置她于不利之境，赵姨娘使巫术想置其于死地；因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具有强烈而又不合时宜的争风吃醋的天性而沦为他人笑柄——贾琏在王熙凤生日当天在家偷情并借酒撒疯满园子追着要杀了她，最信得过的心腹平儿竟帮着贾琏隐瞒其偷情留下的蛛丝马迹。作为大观园里的女人，再精明泼辣的王熙凤也依然敌不过父权文化的侵害。然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掌权者，王熙凤甚至比男人更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她“毒设相思局”，让不过起了淫心的贾瑞悲惨死去；她“弄权铁槛寺”，以逼死一对未婚夫妻的代价坐享三千银两。作为主尊奴卑制度中的主子，王熙凤算得上是最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一个——她肆意撒泼，“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她蜜糖裹剑，“借剑杀人”，使得尤二姐有苦说不出，最终吞金自尽。真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王熙凤，这个受男性中心文化迫害的可怜之人！王熙凤，这个捍卫男性中心文化的可恨之人！在大观园中，同王熙凤一样可怜又可恨的女性不在少数，“尴尬人”赵姨娘也是其中颇为典型的一个。作为妻妾制度的受害者，赵姨娘因身为“偏房”而颇受歧视、遭践踏，不仅正室王夫人骂她“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低自己一辈的王熙凤指桑骂槐于她“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自己的亲身女儿探春也说她“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体统”，甚至连女伶出身的小丫鬟芳官也敢针锋相对地顶撞她：“‘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可以说赵姨娘是一夫多妻制度下最可怜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她又自恃为“主子”贾环的母亲，幻想享受荣华富贵的一日，因而“居心不正，存心不良，专门以谋害宝玉、黛玉、凤姐——为其事业”⑧，她言语俗恶，到处搬弄是非，挑唆自己“下流没脸的”儿子贾环“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她愚蛮粗野，欺下凌弱，恶骂芳官“小淫妇！你是我们家花银子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红楼中她们的痴愚，在自觉且无意识地从“他”而不从己，在自觉且无意识地扮演“他”中心文化的可怜人与可恨人。三、结语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等级制度都规定男高女低，传统观念都是男尊女卑，不管是“女人祸水”，还是“郎才女貌”，社会一直把女性放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转轴之中，女人只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男人泄欲、玩乐的工具。在文学领域，女性观也自然为这种扭曲的两性观都统领。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基本都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本身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男性作者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变形。因而，女性均以或好或坏或美或丑的公式化、模型化的形象出现，直到《红楼梦》的出现。一方面，曹雪芹以其进步的女性观重新认识、评价女性的存在与价值，由此发掘了她们身上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赞扬了她们高超的才情、高尚的气节、高贵的品质，确立了“女清男浊”“女儿最高价值论”的新女性观；另一方面，曹雪芹以其现实主义精神直面身处“父权制”或“男性主义中心”文化中女性的悲惨境遇，由此揭示了她们面对封建宗法制度无情压迫、蹂躏时的痴愚，反映了她们扮演压迫者或受害者时不自知、不自省的可恨与可怜，书写了一曲“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哀歌。综上所述，不管是浪漫主义地描述女性的才情、气节与品质，突出女性独立、自主、完整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是现实主义地披露女性所遭遇的压迫、扭曲、与压抑，揭示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曹雪芹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唤醒女性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激起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再定位，从而最终实现两性的和谐统一。注释：①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红楼梦》。②吴宗慧：《冷月葬花魂——论林黛玉》，载任明华主编《林黛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2页。③④⑥林舟：《女性生存的悲歌——苏童三篇女性视角小说解读》，载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30页。⑤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1页。⑦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南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