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中医学的发展思路张登本中医理论是《内经》、《难经》以及历代医学家在不断实践基础上升华总结而成的，由于自身存在一些弱势而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只有所有从事中医事业的群体，能认真地对待本学科自身的弱势，以实践和临床研究为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不断地汲取和运用创新性思维，才能使中医学得到较快的发展。一合理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及其评价体系我们并不反对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一直运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中医理论的探讨，如“肾开窍于耳”、“肾主骨”、“脾为之卫”、“抽马血建立脾虚动物模型”、“肺合大肠”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创新性思维的指导下，借用现代的实验研究方法不失为研究中医理论的有效途径，但如何在重视中医理论前提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设计；如何将实验的各项数据和检测结果，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准确地解释和评价实验所验证的相关中医理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此处仅以三个实例说明之。例一，某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课题、省级自然基础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其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医杂志》2006年第一期，课题是通过左归丸干预动物骨髓干细胞，达到使切除部分肝脏的肝细胞再生的实验研究，最后得出了揭示“肝肾同源”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肾生骨髓，骨髓生肝”的结论是正确。《内经》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个实验本身仅仅通过左归丸对骨髓干细胞的干预，观察实验动物模型被切除的肝细胞的再生情况，就得出了如此结论，其设计是有缺陷的。一是此实验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西医的解剖概念）的影响；二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三是没有研究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肝细胞的影响；四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心、肺、脾、胃、大小肠、脑等脏器细胞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设立相关实验的对照组。在上述这些关键性实验未完成的情形下就得出“肾生骨髓，骨髓生肝”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推论此是“肝肾同源”理论科学内涵的结论，很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医藏象理论中的肝、骨髓尽管涵盖了西医解剖学中的肝脏和骨髓干细胞，但解剖学中的肝脏和细胞学中的骨髓干细胞决不完全等同于藏象理论中的肝和骨髓。该研究的结果仅能说明左归丸可以改善模型动物的肝细胞再生，但是无法∕并且不可能完全揭示“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因为在“肝肾同源”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肝肾阴虚，水不涵木”所致的肝阳上亢证，进而发展为肝风内动证的机理，这决不可能用干预骨髓干细胞改善肝细胞再生的结论去解释。既然如此，揭示了“肝肾同源”科学内涵又是从何说起呢？综上所见，这一课题存在的问题：一是混淆了中西医学评价体系的差异；二是混淆了解剖学知识在中西医理论构建中的差异；三是混淆了中西医理论中解剖学概念的差异；四是仅通过“左归丸对MSG—肝细胞再生—大鼠肝再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得出这一研究揭示了“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例二，“肺合大肠”理论的研究。在天津有关“肺与大肠相合”实验模型的基础上，也有人循此思路，通过药物中毒引起大鼠结肠炎的模型，观察模型大鼠肺脏相关免疫物质的变化，以期从免疫学角度进一步证实“肺合大肠”理论的正确性，试图从免疫学角度揭示这一理论发生的机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是阴性的，并未出现阳性的结果。课题组在排除了实验技术操作可能造成失误的原因之后，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是因为用西医学实验室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尤其是基础性的理论）的思路存在问题。“肺合大肠”理论的构建是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中有解剖学因素、经脉的络属、生理机能的相互配合、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等，更重要是受阴阳、五行、气化等哲学背景的影响。该课题仅以这五者中的一、两个因素为出发点进行造模，即或取得阳性结果，也必然和出现阴性结果一样，对揭示“肺合大肠”理论的机理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同样也陷入了用西医学的实验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医学的相关理论、用西医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医相关知识的误区之中。例三，糖尿病动物模型的研究。我们看到几个新药开发后的总结报告论文及某军医大学发表的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文中都运用了国内成熟的糖尿病动物造模方法，即用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损害胰岛细胞，使胰岛素释放减少，血糖升高，由此模拟临床糖尿病患者，然后用中药干预，得出某种结论，开发出某种新药。从报道的论文中发现，课题研究者认为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所造的动物模型模拟了“Ⅰ型”或“Ⅱ型”糖尿病，因此得出了实验中所使用的中药可用于临床Ⅰ型或Ⅱ型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结论。此研究亦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临床医生都明白，糖尿病临床分为Ⅰ型、Ⅱ型、其他类型三种，“其他类型”中还有6种亚型，四氧嘧啶或腺嘌呤造模的血糖升高仅是这6种亚型中的“药物或化学药品中毒”所致，只能称为“药物性糖尿病”。而Ⅰ型、Ⅱ型糖尿病的病因至今尚未彻底揭示，所有实验模型并未模拟出真正的Ⅰ型、Ⅱ型糖尿病模型动物。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并没有观察此模型造模结束后，给予或不给予胰岛素干预，其模型动物的胰岛素水平、血糖水平的变化情况，在没有设立这样的对照组的前提情况下，此模型只能是限定于“药物中毒”所致的糖尿病模型，并不能说明其是Ⅰ型还是Ⅱ型糖尿病模型，更不能推导出所研制的药物能用于Ⅰ型或Ⅱ型糖尿病的临床治疗。仅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相同的知识体系，但在两者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方面却是基本相同的，据此而论，两者应当是完全可以相互通约的。但是在历经近百年“零距离”的相互碰撞之后，仍然是难以通约，至于将两者的理论进行结合，更是步履艰难，此处就以“证”为例予以说明，证的研究虽然已有50多年的历程，研究的领域几乎涉及到西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甚至基因水平等各个层面，但在研究的病种上仅仅局限于高血压、糖尿病、肾炎、肝炎、支气管哮喘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病种上，研究的结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仍然是没有一个“证”的研究结论能得到中西医学界的公认，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或数个指标是中西医学界都公认的某证“金指标”，更没有将这些研究的成果付诸于临床实践。何以致此？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两者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文化缺失”，而因这种“文化缺失”造成了“文化鸿沟”。二临床实践研究是中医理论发展最有效的途径所谓“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的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行为。就医学学科而言，尤其是传统的中医学科的实践行为，虽然也包括了理论形成之时的实体解剖，对生命活动及与生命活动相关的天文、气象、地理、社会诸方面现象的观察和体验，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诊断和治疗的反复验证的过程等。这些认知过程都属于医学的实践之列，都是人类对发生于自身或与自身相关因素的认知、体悟和修正、改造行为，都属于“实践”过程的具体体现。实践的方法是所有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采用的手段，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是如此。实践不但是中医理论发生的起点，贯穿于该理论的始终、体现于该理论的各个知识层面，而且是中医理论的必然指归。正因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必然指归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学习、研究中医学理论时，必须以实践作为切入点，必须将其中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非但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医学的相关理论，也不能将中医理论的研究落到实处，这样的研究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而失去应有的价值。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一部《内经》，其理论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实践气息，完全有理由认为，《内经》是当时的编撰者带着临床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实践问题而用心血完成的一部鸿篇巨制，所以，以此为源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理论，在其研究和发展进程之中，绝不可以脱离这一轨迹，中医理论的发展也必须以临床实践为其源头活水。例如《内经》在古人长期生活体验和临床实践研究中发现，脾胃消化功能是人体生命的重要指征之一，于是就形成了“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脏论》），“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胃气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既然“胃气”的多少和有无是评价人体是否健康、罹病后病情轻重和预后吉凶的指征之一，那么什么是胃气呢？什么是评价胃气的指标体系？这必然是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经过《内经》以降历代中医界大量的实践研究，认为胃气的本质内涵是指维持脾胃进行正常消化活动的精微物质及其相应的机能活动。“胃气”的变化可以从食欲食量变化、面色变化、舌象特征，以及脉象特征等方面予以评价，如《内经》所说的“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素问·玉机真脏论》），就是从临证诊脉的实践中，依据脉象变化判断胃气的盛衰和有无，预测疾病的预后吉凶，决定疾病的可治与不可治。临床医生也就是凭借着胃气在食欲食量变化，以及面色、脉象、舌象方面的实践观察指导临证用药。象胃气这样的重要概念及其理论很难运用实验室的方法予以解决，也很难用西医学的评价体系予以评判，只有如《内经》所示范的那样，运用临床实践的手段和方法才能解决。综上所见，中西医学存在着解剖学知识、哲学方法、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手段、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因而中医学的研究及其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概念的规范化、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相关概念及理论逻辑关系的严谨性，以及用创新性思维吸纳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5]等等，不能脱离中医学固有规律而完全照搬西医的研究、发展思路及方法，中医学的发展应当走自己实践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