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读书心得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读书心得------福利德国的诞生《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作者是丹麦著名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关于安德森本人，从所得的资料上来看，他的学术生涯比较简单。他毕业于丹麦Aarhus大学，197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被北美和欧洲多所大学聘请为全职教授，或被聘为客座教授。在本书出版之后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他被聘请到多个领域去任职，甚至还被许多国家中央政府聘为顾问。抛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内容，光看社会上诸多学者对该书的评论和它给安德森带来的地位，就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它被称为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这本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已成为福利国家理论研究引用率最高的著作，并已再版6次，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在国际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理论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甚至在这个研究领域出现了言必称“GostaEsping-Andessen”的现象；这本书被视为福利国家研究领域里的经典性必读著作，许多高校将之列为教科书或参考书。纵观全书内容，虽然读起来艰涩难懂，但整体框架比较清晰。从本书中，我看到了影响福利国家诞生的清晰过程：1、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2、工业化的影响；3、民主政治的影响。该书突破了以往福利国家理论研究中仅仅局限于社会支出与社会服务二者关系的变动的狭义思路，而从宏观经济层面出发，将政治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当代福利国家并非只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被动产物，它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对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书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将社会保障制度看作一个“体制”，即将福利国家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中涵概了其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功能的定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科层化与社会整合等诸多因素。用一句话概括，作者将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说是福利国家“体制”视为国家与市场之间对资源生产与配置的一个过程与方式。其次，作者以崭新的逻辑将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三种明显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主义体制，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合作主义------保守主义体制。这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各自有其制度发展的历史渊源和阶级发展的独特性，即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第一种类型注重以市场为基本原则的福利分配，强调资产调查为其基本手段；第二种类型则追求福利覆盖的面积和范围；第三种主要建立在“社会保险”基础之上，强调家庭应该成为福利供给的核心。作者在大量运用基本材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三种类型福利国家中的国家、市场与家庭这三个要素的“混合”程度的不同作出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从而得出三个要素相对比重的差异性是导致上述三种类型福利国家的差异性的结论。德国的福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社会保险”之上的保守主义体制。按照艾斯平的思路，我大概能了解到福利德国诞生的过程。德国社会保险立法在19世纪80年代陆续通过，并付诸实施，这被英国最早的《济贫法》晚280年。这近300年时间里，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同时，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历史差别在于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英国在通过《济贫法》时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在270年才统一了国家，建立了中央政府。此前，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一直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胶着、政治和行政割据的状态。虽然工业化对与社会的挑战是类似的，但是不同形式的政府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采取的应对措施与社会政策就出现不同特色了。当英国的“济贫”观念传到德国时，德国还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没有中央政府去吸收与接纳这些观念。而路德新教为了和天主教教会抗衡，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积极地传播扶贫观念。路德的方案是以教区为单位发挥济贫作用。在大城市则通过划区来进行济贫。统一前的德国也与英国一样，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穷人接受援助的“次等资格”。与英国不同的则是，德国政治当时处于一种分治的状态，在不同的领地上实行着不同的扶贫救济政策。同时，德国是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主张的传播抵消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占统治地位的可能。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产生的关键因素是德国政体的变化。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有关社会责任者的问题成德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他们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保险模式的建立。在普鲁士的治国方略中，从来就有家长制国家的传统。德国正在为统一事业做军事准备，很多工人都在接受军事训练，如果这些工人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于国家安全将是危险的。1848年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当局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的不满情绪可以随时引发革命。而社会不同力量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德国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就认为，“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提高工人的待遇和安全感有利于他们的生产效率，是符合雇主利益的。”而德国社会党人则认为要达到目的，需要争取实现普及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只要当德国的立法机构成为普选的结果，社会党人才有可能进入国会，影响国家，让国家去履行它应尽的义务。19世纪60年代，德国大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在社会中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也就使传统中手工业行会内的社会保障失去效用。俾斯麦的挚友瓦根那了解到首相进行社会改革的急切心情，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内容包括建立最低日工资制度，行业合作组织等。他看到俾斯麦想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和解来制约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心思，所以提出了这样一套立足于君主政治、把德国的封建传统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主张融为一体的政策建议。这套建议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加强君主政治，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政治观念，俾斯麦才大量地采用了德国社会党人的激进社会主张。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行为主体出现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这个行为主体就是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具有强大行政权威的德国中央政府。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在德国的钢铁与煤炭行业引起大量失业，使1977年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进入国会。在社会民主党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工人接受社会保障的权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关于社会保险立法的辩论最终以工人和雇主共同承担财政责任的方案而结束。形势朝着俾斯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俾斯麦政府不仅成功地扮演了利益冲突调节人的角色，而且控制了德国的社会局面。俾斯麦清醒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动员工人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多数工人支持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因为他们不满意社会现状。俾斯麦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把工人的利益和国家对于社会安定的需要捆绑在一起，使工人认同国家主义。因为如果加入国家破产，工人也就会失去他们的养老金。大多数工人群众不愿意丧失哪怕是少量的养老金，所以也就没有动力组织起来反对国家政权。俾斯麦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加强了他的行政官僚体制，迅速将军事官僚转变为社会官僚，从而基本上稳定了欧洲社会，控制了社会组织。通过《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对福利国家诞生的研究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现在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回应因市场化带来的劳工权益受损、社会不公、社会冲突，以及如何使群众的利益真正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