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第三讲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是1966年，在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的顶部堆积层中，科学家们发现的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由于1937年以前发现的北京人的珍贵标本，在抗日战争时期下落不明，因此，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北京人头骨的真标本。这是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石器，它们是：（从左至右）石斧、石耜、石锄、石刀。这些石器都是经过先敲打成型，然后在砺石上蘸水加砂磨光制成的。这种石器光滑平整、比较锐利，它说明半坡居民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同时，这些石器的使用，也说明了半坡人已经由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进入到了原始的农耕经济；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和复原图骨耜是用动物肩胛骨加工制成，用于翻地掘土用的复合工具。河姆渡遗址大量骨耜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类已开始在农业生产中推行耜耕技术；经过耜耕的土地，土质结构疏松、肥沃，可以增强耕作效果，提高产量。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骨矛、石矛及复原图随着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出现，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也频繁发生，武器也有所改进。这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武器——骨矛、石矛。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画器高12cm口径32cm。出土于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钵图案于夸张变形中，极富装饰趣味，用笔简括生动。文明奠基期：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殷商神本文化商朝的文化观念，集中体现在“尊神重巫”，表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提高，对神的力量的崇拜逐渐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周人的文化维新周王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维新：确立了宗法分封制。确立了礼制。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趋向，都肇始于周朝。青铜时代殷商西周时代，人们已经熟练掌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商周时期青铜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所以商周青铜器的主体并非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和兵器。礼器是沟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如作为礼器的鼎，其轻重象征权力大小：兵器则是暴力手段，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物质保证。从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而论，充作祭祀等礼仪之用的礼器和乐器的水平最高。殷商西周时代之所以被称作青铜时代，还因为人们能够从青铜器的制式、纹样的变迁上，体会、把握到这一时代的精神风貌。《兽面纹》《兽面纹》殷墟晚期青铜纹饰这幅兽面纹，选自商代殷墟出土的父辛尊。它是正面描绘头部的兽面纹，巨睛直视，显示一种威力，在商周青铜纹饰中最为普遍，宋代以来，人们把这种兽面纹称做饕餮纹，是一种被神化的、幻想出来的、具有某种威严的神秘意义的形象。它和原始的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在这幅兽面纹的左右下角各配置一小凤鸟纹饰，形态生动有力。元典创制期：——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从周平王迁都（公元前722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公元前221年）这500多年间，习惯上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就是在这动荡与变革的时期，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有关专家总结了中国历史，发现动荡与变革时期，是人们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为各门艺术提供最佳素材的时期。因此动荡出文学，动荡出艺术，动荡出辉煌的文化似乎成了一个规律，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夏金元时期都曾产生了辉煌的文化。而安逸、舒适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思想的僵化，文学和艺术的衰退，文化的堕落。我们在这里称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文化史家借用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当时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主要依据有：（1）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2）在民族方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3）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能达到中国文化的颠峰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使士阶层迅速崛起。激烈的兼并战争，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竟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观念。宫廷文化官员周游列国，走向民间，推动了私人学术集团的兴起。诸子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殷商西周的“官学”转变为东周的“私学”，进而发展为各种学派，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为“子”。先秦诸子以春秋末年的孔墨显学勃兴为开端，而诸子正式形成并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所谓“诸子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将诸子划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由于诸子百家争鸣于战国期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就思想成就而言，足可称道的主要有如下几家：儒家：“复礼”与“归仁”创始人为孔子（前551-前479），其学说记载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的言论集《论语》中，其学术宗旨是“礼”与“仁”。“礼”指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孔子要求人们以“礼”约束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自我克制，以达到“礼”的要求，此即“克己复礼”。“仁”是思想内核，只有礼的外形而无仁的实质，则毫无意义。总之，从思想深处强化宗法血缘纽带，是“仁”的精义所在，也是儒学区别于其他诸子的显著特征。孔子之后，儒家分化为八个支系，其中较重要的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孟子一派侧重发展孔子的仁学，力主“法先王”，阐扬“王道”、“仁政”理想，并以人性善作为其仁政学说的人性论基础。荀子一派侧重发展孔子的礼学，力主“法后王”，通过礼与法规范社会，达到“一天下”的目的，人性恶是其礼学的人性论基础。汉代以后，儒学虽几经发展变化，但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正宗。墨家：“兼爱”与“尚同”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其创始人墨子（前478-前392）。墨家学说载于《墨子》一书。墨子及其门徒多出身游侠和工匠，作为庶众代表，他们不满殷周以来的等级秩序，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墨家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主张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典型地反映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特点。由于墨家学说的平民性不适宜秦汉以后的专制统治，其学说逐渐衰微。直到晚清，中绝两千年的墨学才重新被学人垂顾，其平等要求和科学实证精神才在近代中国再度闪耀光辉。比较：墨学与儒学道家：“无为”与“自然”先秦诸子中，以“道”为学说核心内容的学派被称为“道家”。其创始人是老子（约前580-前500），其思想在战国时经过后学搜集、修订成《道德经》（后来又称《老子》）一书。老子的社会政治主张和人生主张：“无为”；战略观：“柔弱胜刚强”。庄子（前369-前286）承袭老子思想，并进而将道家学说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使人陷入“大伪”，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成中国式的人生态度，中国的士大夫进可以“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以“出世”，归隐山林。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法家：“变法”与“专制”法家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前期代表：战国初年的李悝、吴起和商鞅；思想的主题：“变法”，主张以今法取代古礼；后期代表：战国末年的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思想的主题：以法为本，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并辅之以赏（德）和罚（刑），使帝王能利用众智、众力，集大权于一身，“操杀生之柄”。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马王堆汉墓帛画这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帛画。帛画为导引死者升天的幡引，呈“T”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分上、中、下三部分，分段描绘天上、人间、地下的现实生活和幻想神话传说景象：有日月、天门、女娲(wā)、扶桑的天上景象；有贵族拥役仆婢、鼎壶列食的人间生活；还有黄泉水族神怪的地下景观。各种人物、器具、神怪巧妙地布局在“T”形构图中，布局对称，线条流畅，色彩浓烈，显示出了较强的写实技巧，说明两千多年前我国绘画艺术已具有很高的水平。马王堆汉墓帛画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秦兵马俑（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这是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1.5公里的陪葬坑出土的秦兵马俑。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一千多件与真人真马一样形体高大、形象生动的陶俑。陶俑包括有将军俑、战车甲士和御手、步兵俑、弓驽手、骑兵俑等。他们或披战袍，或披铠甲，并装备有实用的兵器，身高均在1.80米左右。陶俑个个神勇，雄姿勃发。战马，分为驾车马和骑兵用的鞍马，大小有如真马，体长2.00米，身高1.50米。战马机警神骏，形象逼真。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神威，呈现出秦国国力强盛、兵强马壮的图景。秦兵马俑为国内外所瞩目、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大型群雕艺术的奇观。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