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与佛教的关系

龙门石窟与佛教的关系提起中国唐代的石窟寺艺术，国内外的学者们便会自然地想到敦煌与龙门。相对于关中地区零散的唐代石窟造像来讲，敦煌与龙门的艺术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全面、系统化。敦煌地处甘肃省最西端，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唐帝国的西疆重镇。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艺术内涵必然是大量汲取着中原文化的养份，比较忠实地再现唐朝政治与文化、宗教中心的范本模式。龙门的地位就比敦煌显要多了，它位于今洛阳市南１３公里的伊水两岸，而洛阳地区早在４９４年至５３４年就曾经是北魏晚期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并且造就了龙门石窟中占总数三分之一的石窟雕刻品。在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战乱纷争之际，洛阳一带的佛教文化迅速衰落了，隋炀帝虽然曾一度将洛阳建成了东都，但龙门石窟的造像事业仍是处在低潮阶段而没有起色。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秦王李世民平定了割据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放火焚毁了隋朝东都洛阳的乾阳殿、则天门及阙，并废掉了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无疑又再次压制了洛阳佛教的发展。贞观六年（６３２），李世民将洛阳作为自己的行宫，号称为“洛阳宫”，可视为洛阳佛教事业再兴的前兆。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６５０至７０４年），洛阳佛教才真正进入了极盛期。显庆二年（６５７，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从此以后，李治在位期间，他曾经九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１１年零３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迦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椁。６８４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６８８年，她又在神都立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西京长安太庙之仪。６９０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武则天对洛阳有特殊地偏爱，她总共寓居洛阳达４９年之久。在此期间，朝野上下又特别重视佛法，当时的佛教大师如义净、神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都曾经受到了武则天的优礼，他们传法译经的主要地区也在洛阳。高宗麟德元年６６４，沙门静泰就在洛阳撰写成了《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对后世的佛经编目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洛阳佛授记寺还是当时的一个译经中心，华严宗的法藏、印度僧人慧智，以及义净等高僧大德们均活动于该寺，奉敕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１５卷的明?就是佛授记寺的僧人。再加上武则天对佛法极端地推崇，终于使洛阳的佛教成为全国之冠。武则天授命怀义上演的伪造《大云经疏》之剧，以及制作超巨型的佛像，都是在洛阳完成的。一时间，地处伊水两岸的龙门石窟就成了唐王朝皇室的开窟造像中心区域，上自皇帝、皇后、太子、亲王、公主，下至朝廷显贵、黎民百姓，纷纷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河畔山崖间，出资镌刻佛像，以寄托自己和亲人们的各种祈盼。龙门石窟的大小窟龛共编了２３４５号，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万多尊，还有２８００多块的古代碑刻题记作品，是研究这些造像艺术的第一手史料。在这处人类珍贵的艺术宝库之中，完成于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作品约占了三分之二，可见就初唐的佛教造像艺术而言，这里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笔者观察龙门的初唐造像艺术，发现如果与彬县大佛寺石窟以及长安地区的某些造像比较，典型的唐风造像艺术在洛阳真正形成，显然要比长安晚了一个节拍，特别是和象日本藤井有邻馆藏的唐贞观十三年６３９马周造像、彬县大佛寺唐贞观二年６２８完工的大佛洞侧壁胁侍立菩萨那样的早期成熟作品相比较。首先，保存在龙门石窟中数量可观的造像发愿文题记，不仅能帮助我们发现初唐长安的造像艺术影响洛阳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作为在洛阳龙门把握长安造像艺术因素的历史依据。龙门破洞正壁有一所倚坐的弥勒佛像龛，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十月五日道国王母刘囗妃为其子道王元庆所造。道王李元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其母为唐高祖李渊的刘婕妤。李元庆于贞观十年被授为豫州刺史，造像刻于他从长安前来任职的第二年。据刊刻于宾阳中、南洞之间的由中书舍人岑文本撰文、起居郎褚遂良书丹的贞观十五年６４１《伊阙佛龛之碑》记载：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崩，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率领了一班皇族与当朝显贵们来到洛阳，为了给长孙皇后作功德，特意选择了北魏皇室未竟的宾阳三洞，进行了重装与补凿，并且磨光了北魏的原碑，刻上了自己的发愿记。现存于宾阳南洞正壁的一铺大像与南壁如众星捧月般的一批小佛龛，都是当时的功德遗迹。在南壁的小龛之中，有二龛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豫章公主分别于贞观十五年三月十日、六月二日雕刻完成的。这应是唐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将长安造像艺术带往洛阳的活动。惠简洞是一所中型的洞窟，窟内造像为倚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南壁有一方造像记写道：“大唐咸亨四年６７３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可知，这所洞窟是直接由西京长安来的佛教大师主持开凿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唐代皇家最为宏伟的石窟寺工程，据主尊卢舍那佛座北侧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为“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捡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元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６７５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这里的西京法海寺主惠?，与主持开凿惠简洞的是同一人。捡校僧善道禅师来自西京长安的实际寺，韦机等人也是主要任职于长安的《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韦机传》。因此可以确定，这所无与伦比的将近十年工期的大像龛工程，实际上是由长安来的朝廷高级设计人员共同策划而成的，它应该是长安的佛教艺术样式最大规模地在龙门山的再现，当然也决不会是完全照搬某个现成的样品。此外，在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中，有许多皇室贵戚和中央政府的官吏从长安来到洛阳开窟造像，如宾阳南洞东壁南侧的贞观廿一年６４７十一月十五日登仕郎、梁国公府长史杨宣政并妻造的阿弥陀佛像；永徽四年６５３四月八日吏部主事许思言在老龙洞造像一铺；纪国太妃韦氏开凿的敬善寺洞；薛国公阿史那忠在敬善寺区的造像；显庆二年６５７七月卅日吏部尚书唐临在敬善寺区为皇帝、皇后、殿下等造的阿弥陀佛像；龙朔元年６６１四月二十日承议郎行皇子侍医吴吉甫在老龙洞敬造石像一躯；龙朔元年奉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令骁骑师多宝在敬善寺区造像；麟德二年６６５王玄策在宾阳南洞造的弥勒像一铺；咸亨四年６７３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在宾阳南洞造地藏菩萨一躯；五月薛仁贵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开元三年７１５八月十日秘书少监韦利器为亡母在老龙洞门上方造的大弥陀等身像一铺；玄宗开元年间内侍省高力士等１６０人为李隆基在奉先寺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等等。从龙门题记所载的地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来自关中一带的造像功德主人。如贞观十八年６４４十月廿五日洛阳留守右领军柱国京兆公阎武盖为亡母在宾阳南洞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并二菩萨；永徽五年６５４五月二十日通直郎行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司仓参军辛崇敏在老龙洞造像一龛；显庆二年６５７十月廿六日华州蒲城县今陕西蒲城县相原府校尉柱国吕士安在药方洞敬造救苦观音菩萨一躯；显庆四年八月一日雍州讄县今陕西户县人朝散郎前行赵州象城县丞轻车都尉刘弘义在破洞造像一铺；十一月十七日雍州泾阳县今陕西泾阳县翊卫慕容文懿在老龙洞造弥陀像一龛；乾封二年６６７五月十五日雍州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人公孙宜在破洞造阿弥陀像一龛；乾封三年二月雍州栎阳县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镇东面监孟乾绪在宾阳南洞敬造弥陀像一铺；文明元年６８４四月八日雍州明唐县今陕西西安市城南人赵奴子在惠简洞开凿佛龛；垂拱元年６８５十月廿日唐故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陇西李府君孤子坚在破洞附近敬造石像一龛；垂拱二年七月十五日雍州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人王君意为天皇天后及父母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三原县今陕西三原县东北古鼎乡高池里薛福等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同时同地还有三原县古鼎乡的戴婆等造的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迳阳县众善乡苏伏宝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三月雍州迳阳县申思思在清明寺附近造三佛像；垂拱三年七月十三日雍州醴泉县王君意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四年万年县张元福在万佛洞附近造像；载初元年６８９五月二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天授二年６９１二月三十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在清明寺造像一龛；延载元年６９４六月一日雍州蓝田县今陕西蓝田县马某在惠简洞附近造一佛二菩萨像；证圣元年６９５三月三日雍州长史豆卢志静在双窑附近造阿弥陀佛并二菩萨像；乾符元年８７４正月廿五日雍州长安县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弥陀佛像一龛，等等。有这么多的皇亲国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从西京长安来到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大修功德，我们可以想象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许多长安一带的能工巧匠、佛门大德将长安城的造像模式带往洛阳，大体再现于龙门的佛窟之中。下面我们看看龙门究竟有哪些实物能够表现出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龙门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顶、在正壁前有的设坛雕一铺主像；马蹄形、穹窿顶的窟室，环正、左、右三壁凿出倒凹字形坛床，在坛床上布置一铺列像；以及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顶窟室、在正左右三壁前设一铺造像等几种。它们分别流行在高宗、武则天、中宗至玄宗时期。这些窟形在陕西的甘泉县与洛川县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着的，与长安地区差异较大的，是没有中心柱窟。彬县大佛寺第２、３、５号窟虽有倒凹字形的坛床，但坛上的雕像是分为三组来布置的，以表现三世佛的题材内容，属于北朝以来的遗风，与龙门龙华寺、八作司洞等窟三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处，而与奉先寺、极南洞、二莲花南北洞的坛上列像呈一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虽与龙门高宗期的无坛唐窟如宾阳北洞、敬善寺洞有相近之处，但窟顶的横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后开环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见于龙门。龙门东山的擂鼓台中洞与南洞的地面中部凿有方形的矮台，与彬县大佛寺第４、７号窟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又没有象前者那样在窟室壁面开雕众多的造像。所以，如果从这些比较大的方面来看，长安与洛阳两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间的差异性。陕北地区现有的初唐窟形与龙门的共性较多，而洛阳地区如果要引进长安一带的佛教艺术样式，它们更多的取材方向应该是在长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内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内景的一个侧面而已。陕北的几处初唐洞窟形制，虽比现存的龙门同类型洞窟的时间为晚，但似乎也能够说明长安一带洞窟样式或者是殿堂内的造像排列形式的向北扩散与东都洛阳对于这些样式布局的引进。如果我们再缩小一下视线，就会看到两地之间更多的相似与相同之处了。首先，彬县大佛寺以及长安一带的造像内容与组合，基本都在龙门唐窟中出现了，除了象大佛洞第３９龛那样以胡跪姿势的供养菩萨为二胁侍，以及洛川县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萨、辟支佛等之外，大佛洞第７１龛的四倚坐佛内容，在龙门破洞中则有二倚坐佛像、三倚坐佛像，在万佛洞的窟门侧壁还有高宗永隆元年６８０处贞造的五百躯倚坐弥勒佛像；类似于彬县大佛寺第７号窟在门外雕造二力士与二狮子的作法，则可见于龙门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的万佛洞，武周时期开凿的龙华寺洞等，还有许多小洞窟也有这种布置。从万佛洞与龙华寺洞门外的蹲狮姿势来看，和彬县大佛寺第７号窟门外东侧的蹲狮很相似。龙门唐窟更多的则是门外二力士各守一侧的作法；类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与《同序记碑》底座上的伎乐人物，在龙门万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龙华寺洞、极南洞、二莲花洞等处都可以见到，它们多出现在倒凹字形坛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众多的乐伎；西安宝庆寺造像在主佛头顶装饰树冠的作法，虽没有在龙门石窟中得以流行，却也能在少数小龛中见到，如奉先寺右弟子与菩萨像之间的二小龛。其次，长安地区所出现的初唐佛教造像题材，在龙门石窟中也几乎都有表现，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县大佛寺为例，从石窟中的题记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