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人教社选修“文化经典”)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经世致用经世：治理国事。其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经世致用”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其特点是，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和“以实为宗”的良好学风。它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为着力点，注重学术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文化渊源1、秦汉儒家哲学：入世哲学2、秦汉魏道家哲学：出世哲学3、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4、宋明理学：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致用，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日知录》三则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是一部读书札记，反映顾炎武学术思想的著作。（1613—1682），昆山（今属江苏）人。初名绛，清兵破南京，更名炎武，字宁人，另称为亭林先生。早年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时，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顾炎武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先生”。1．下列词语加线字的读音正确的一项是（）A．剿袭（jiǎo)舛漏(chuǎn)菑畲(zīshē)B．庶乎(shù)摭我(zhé)潢潦(huángliǎo)C．无稽(jī)谥号(shì)谀佞(yúnìnɡ)D．襟裾(jū)刘挚(zhì)嘉靖(qìnɡ)预习检测研读《文须有益于天下》一、默读与感悟二、思考：1．本则的观点是什么？2．怎样的文章才是有“益”的？3．文章运用什么方法论述中心论点的？内容小结：益损明道纪政察民道善怪力乱神无稽剿袭谀佞正反论证结合《文须有益于天下》说说自己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认识。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研读《著书之难》一、默读并感悟二、思考：1．著书之难，难在哪里？2．怎样才能做到“自成一家”？3．举司马温公和马贵与的例子有何用意？三、探究交流思考：怎样看待网络小说？内容小结难自成一家古人今人所未及不可无力而能传速而不传对比研读《文人之多》思考：1．作者认为唐宋以来文人太多了吗？2．作者心中的文人应该有什么标准？3．引用刘挚、扬子云、黄鲁直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4．最后引用《宋史》中的记载，表明了什么？多不识经术不通古今韩愈刘挚扬雄黄鲁直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文人不足贵《文人之多》中，作者将文人分为两类人，一类识经术通古今者，二类是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者，作者对前类文人予以赞赏，认为后类文人不值一提，你认为作者观点是否过于极端？从汉代到清朝的经学家，很多人过分注重章句之学，根本不顾全篇旨意，有舍本逐末之弊。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讽刺诗《嘲鲁儒》即言：“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另一方面，文学家也并不是普通的“醉汉”，文学除了它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它反映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不可一概抹杀。浙东学术章学诚文化背景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清初以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通过杀戮和流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迫使知识分子不敢再有独立的思考，甚至不敢谈论“清风明月”，噤若寒蝉，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割断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做起了考证的学问。清朝统治者在高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想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时多病，家道衰落，反应也很迟钝，背诵能力很差，却对史书情有独钟。他率真自得，学问“不合时好”，不肯作时文讨好考官，自22岁至30岁，四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穷困潦倒，靠给人家编写地方志为生。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昂扬向上的，“意气落落，不可一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用了三年时间购齐23部历代正史。41岁时，他终于考中进士，却无意于仕途，不去求一官半职，仍以编写地方志为业，同时潜心史学著述，直到生命终结。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年起笔，历时近30年，直到逝世尚未完成。他写作此书，意在阐明史学的意义，论述史学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观点，并多次反复论述，公然剥去“六经”神圣的外衣，把它当做古史来考察，还经书以本来面目，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对空谈性命的宋学和繁琐考证的汉学都是一种有力的冲击。提倡“经世致用”，是贯串《文史通义》的主要思想。章学诚认为，学问文章要经世致用，道理就像五谷可以充饥，药石可以疗病一样简单明了。《文史通义》作者逝世前一年写成的文章。当时，他体弱病沉，眼睛失明，生活非常艰难。本文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学术思考。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duó，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孔子说：“我要把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zhìgù之府，亦千古荆棘jīngjí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林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於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jí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第一段，作者首先从“天人性命之学”切入话题，以“不可以空言讲也”立论，由此展开全篇议论。作者在本文中着意强调了是否空言、是否善言的问题，其总的观点是：善言者，即非空言，而是“切于人事者”。然后按照史的线索，逐一陈述：三代，没有“经”的概念，“六经皆史”，都关乎社会现实；后来，主要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人们重视儒家经典，也是从“三代之史”、可为当世之鉴方面来考虑的；近世，理学之末流，空言义理，不切人事，实际上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浙东之学，虽然也谈论性命，但一定要考之于史，用之于世，所以卓然自立。第二段，作者认为，肇自朱熹、陆九渊的学术之争，到后世愈演愈烈，实在是治学的桎梏，学术的荆棘。究其根本，还是空言鼎沸，不食人间烟火之故。归根结底，著史是用以“经世”的，性命是不能空言的，如果治学之人能做实事，不空言，就不会有门户之见。第三段，是补充论述。作者以一问一答的设问方式，通过对质疑的辩驳，进一步批判了“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风气，再次申明治学要“切合当时人事”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