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积极心理学

第十章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对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生活,具有天赋的人如何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它认为,心理学有三项使命：治疗精神疾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发现并培养有天赋的人。心理学不仅仅是关于疾病或健康的科学,它也是关于工作、教育、爱、成长和娱乐的科学。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在主观的层面上，是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感和满足(对过去)、希望和乐观主义(对未来),以及快乐和幸福流(对现在),包括它们的生理机制以及获得的途径；在个人的层面上，是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这些品质的根源和效果上;在群体的层面上,研究公民美德,和使个体成为具有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组织,包括健康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有效能的学校、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等。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应从只重视对个体缺陷的弥补、伤害的修复转移到加大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诸多正向品质的研究和培养使积极心理学思想的核心所在。积极心理学对心理治疗的看法第一、在心理治疗是否具有效果的研究中,对于各种疗法整体效果的非实验研究所得结果远大于对某一特定疗法效果的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结果。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被调查者报告从心理治疗中得到相当大的益处,但只有65%的被试报告某一疗法有效。第二、将两种疗法相比较时,各自的特点倾向于淡化。即几乎没有一种心理治疗技术在与另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相比较时能显示出显著的特定的效果,或显示的特定效果很小。第三、在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和药物的研究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明显的“安慰剂”效应。在有关抑郁的文献中,约有50%的病人对安慰剂性质的药物和疗法有好的回应;抗抑郁药物所产生效果的75%可以看成是安慰剂的作用。技巧——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深度策略——灌注希望、塑造力量、叙述——增强被治疗者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修复他的缺陷第二节幸福与人格一、幸福的结构与稳定性（一）幸福感的概念和结构满意、高兴、快乐、愉悦、Well-being、SubjectiveWell-being、Happiness等。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960年Wilson认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理论上可做两点假设：①需要的及时满足产生快乐，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不快；②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满足感，有赖于各人的适应或期望水平。基本特点主观性。主观幸福感依赖于评价者本人的标准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标准，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他自己的体验最真实准确；整体性。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方面，反映的是个体整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指标；相对稳定性。尽管每次测量会受到当时情绪和情境的影响，但从长期看，主观幸福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基本成分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体生活作出满意程度的判断；正性情感包括愉快、轻松、满足等；负性情感包括抑郁、焦虑、紧张等。情感平衡是个体所体验到的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的差。（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生活事件Veenhoven(1994)提出，幸福感会随着事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会受到个体生活事件的影响。Kozman等人(1997)的研究也发现，主观幸福感的确会随事件而波动。因此，Veenhoven提出，主观幸福感既有特质属性又有状态属性，但当前的生活事件也可以影响当前的幸福感水平（郑雪，2004）。Cui和Vaillant（1996）发表了一项长达35年的随访研究，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成年人晚期的精神健康有着肯定的不良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生活事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暂时的，Heady和Wearing(1989)发现，人们在经历了好的或不好的生活事件之后，尽管其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会产生暂时的波动，引起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但最后他们还是会回到其基线水平。Huebner（2001）对生活事件和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急性生活事件和慢性生活事件（包括正性和负性）均与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呈中等程度的相关。一些学者曾对葡萄牙青少年移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移民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要低于当地同龄的青少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这一大的生活变动给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作用（NetoF，UllmanC，2001）。社会关系家庭关系。Furnham（2000）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人格、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孩子快乐最主要和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婚姻关系。20世纪70年代，坎贝尔认为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马斯特克瑟（1995）甚至将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比做“幸福裂谷”。然而，哈林.希多等人(1985)对556项研究的二次分析表明，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平均相关仅为0.114，而且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率仅在2%左右。Diener等人（1998）的研究则表明，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未婚同居的容忍度不同，生活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未婚者比在集群主义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未婚者更为幸福。经济状况很多研究发现收入与SWB呈正相关，如，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在同一国家，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另有研究表明收入与SWB无关。1946-1978年间，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很多，但平均的快乐水平却没有增加。收入增加也可能意味着交通拥挤、噪音、污染等导致负性情感的应激事件的增加，也有研究发现，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经济的影响就很小了。健康状况健康是整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比客观的健康状况对SWB的影响更大。健康的作用机理，不只在于人们对躯体状况的感知，更主要的是这种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做什么事情。对老年人来说，健康对SWB的影响尤为重要。年龄Okma、Diener等人对18—90年龄段的个体研究发现,SWB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严标宾等对48个国家和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SWB体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对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SWB测查中,发现青年人群在评估SWB的多个维度上,均不同程度的高于老年组。Campbell等(1976)发现,虽然老年人的SWB低于中青年,但满意度却高于中青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变老,人们在情感的表达上不如年轻时的丰富细腻,积极情感有所下降,但根据认知-情感理论,老年人对生活总体的认知评价升高,提高了成就感或是调整了抱负水平,所以对生活的满意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二）幸福感的稳定性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考斯塔对5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个人持久稳定的人格特征对快乐有很大的影响。希尔斯和阿格勒运用牛津大学幸福感调查问卷进行得分重测，6年后的重测信度是0.5。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调查人员追踪调查一组青年男子的生活超过半个世纪，他们发现人的情绪具有稳定性，快乐的青少年也将是快乐的成人。“人格在他们获得快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格特质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原因首先，幸福感是一个长期的条件而不是短暂的效应。在测量幸福感时，人们心境的瞬间变化往往被忽略。人格因为与短期因素无关，更有可能对幸福感产生强烈的影响。其次，幸福感跨时间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更加依赖气质而不是外在行为。再次，人格通过影响与幸福感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影响幸福感(Headey&Wearing，1992)。Diener(1999)就指出，在预测幸福感时，人格因素即使不是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先天个体差异造成的。气质差异使不同人倾向于体验不同水平的SWB。赖肯和特勒根（Lykken，Tellegen，1996）调查了1400对双胞胎的幸福感状况，结果如图所示，他们还发现,40%积极情感的变化、55%消极情感的变化和48%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表10-1幸福感与不同类型双胞胎的相关同卵双生异卵双生一起抚养0.440.08分开抚养0.52-0.02Veenhoven（1994）认为幸福本身并非某种特质，SWB随时间而改变，幸运和噩运都对SWB有影响，影响SWB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因而SWB既有类似特质的又有类似情境的特性。迪勒尔（1984）发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休闲娱乐中，人格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影响（52%）都远远超过情境对它们的影响（23%）。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拉森和可特拉（Larsen，Ketelaar）发现，外向性格者比内向者行动时更容易接近积极的刺激。何迪和维林（Headey，Wearing，1992）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外向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和追求特质满足。阿格勒和鲁（Argyle，Lu，1990）发现性格外向者的幸福感水平部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快乐的社会情境，而社交技能比较弱的个体经常回避许多其他人可以获得快乐的社会情境。二、幸福感与人格因素的关系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不足20%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15%（Diener，Heidi，1999）。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被看做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要依赖于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个体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对148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表明，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人格因素高达137种，不仅包括外向型、情绪稳定型等较为宽泛的人格维度，而且包括自尊、控制点等范围较窄的特质（DeNeve，Cooper，1998）。“大三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以Eysenck对人格的分类，即从神经质、精神质和内外倾三个维度来研究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Fujita(1991)在用结构方程建模评估神经质和消极情感之间相关强度时，发现这种相关甚至达到0.8。MichaelArgyle等人(2001)运用Eysenck人格量表也发现，神经质同总体幸福感的相关达到-0.67，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外倾之后，这一相关仍然达到-0.63。许多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能增进幸福感，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会降低幸福感。Costa和McCrae比较系统的解释了“大五人格”因素外倾性、神经质、经验的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与幸福感的关系。外向和神经质对幸福感起着气质性的作用，即它们分别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有较高的内在敏感性；经验的开放性虽然并不直接影响幸福感，但却增加了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它起着经验性的作用；宜人性和严谨性则对幸福感起着工具性的作用，它们通过创造使人们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幸福感。可见，不同的人格特质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是不同的。近年来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出现反而出现了分歧。早期的研究多认为，与情绪稳定型相比，外向型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贡献更大。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神经质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比外向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可以单独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更多变异。此外，跨文化比较发现，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外向型与主观幸福感联系的密切程度相对偏低（Vitterso，2001）。据此，Vitterso提出，情绪稳定型而非外向型是主观幸福感更有力的预测源，但认为这一结果是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产物。三、幸福感与自尊、控制点的关系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当前的大多数自尊研究暗示，低自尊与低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内在联系。Dutton&Brown（1977）发现，在面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