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调整重于和先于政策doc12(1)

制度调整重于和先于政策今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回稳的迹象，但基本面仍然是喜忧参半。出口强劲和消费增长，物价降幅收窄，通货紧缩趋缓，以及股市稳定攀升，资本市场快速成长，是经济运行的亮点，但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就业形势日渐严峻，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股市的攀升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体制调整和政策利好的基础之上，而金融渠道堵塞和金融集中化趋势加强则是由于银行体制改革的滞后，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活跃与对投资征高税的税制关系很大，而出口和消费的增长体现了相关政策的作用。总之，两年多启动内需扩张经济的实践表明，体制和政策联动，甚至体制调整先于政策和重于政策，是取得进展和成效的关键。面对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新的开发思路，前者需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的前提下，尽快改变现有一系列歧视性安排和政策，进一步打破金融、电信、民航、教育等领域的行政垄断，降低和取消进入和退出壁垒，同时又要支持战略产业的发展，后者需要着力于变单纯的政府行为，为政府参与和政策支持下的企业行为。一总体态势今年1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某些回稳迹象，基本的方面仍然是喜忧参半。从宏观经济三大指标的走势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经济增长略有减缓，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出现了正增长，但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零售物价指数下降的态势还没有彻底扭转，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指标来看，投资、消费、外贸出现异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骤然下降；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净出口有所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加快。经济增长同比趋缓，环比上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而比去年第4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第二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长7.5%。工业增加值完成5012亿元，同比增长10.7％，比去年同期上升0.6个百分点。按经济类型划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3009亿元，增长8.6％；集体企业完成696亿元，增长7.7%；股份制企业增长986亿元，增长13.3%；三资企业1085亿元，增长14.4％。集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幅表现为依次是递增的态势。从月度指标走向看，头三个月的累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呈现上升的态势，分别是8.9％、10.4％和10.7％，与去年逐月下降的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产业结构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1.7个百分点，达到11.5％。与高薪技术产业相关的信息通讯产品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电子计算机、微机以及集成电路等增长尤其迅速，增长率分别在16.3%至73.1％之间不等。移动电话增长了1.4倍，发电量增长8.7%。另外，工业销售产值快于工业生产产值增长1.4个百分点。库存增幅有所下降。物价降幅收窄，通缩趋势减弱。1－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比去年同期上涨0.1％，其中，1月份同比下降0.2％，2月份同比上涨0.7％。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的正增长，是在1998年4月以来22个月的连续下降后首次出现的。在消费品价格出现正增长的同时，零售物价指数降幅继续收窄，但是，其持续下降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第1季度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9％，其中，1月份同比下降2.1％，2月份同比下降1.4％。消费价格水平转降为升与鲜菜和服务项目价格大幅度上涨有很大关系。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以及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仍低于去年同月。2月份，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在1月份开局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月实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30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总水平趋于稳定。2月份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同比指数，虽仍呈降势，但降幅已从１月的1.4％缩小到0.3％。从各大品种情况看，石油及成品油、有色金属受国际价格影响，继续呈现显著上涨，煤炭、木材、建材、机电设备、汽车等稳中有升。二、因素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低迷。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2235亿元，同比增长8.5%，增幅下降14.2个百分点。与头两个月的增长率（8.6％）差别不大，增幅下降（19.7个百分点）缩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235亿元，增长4.7％；更新改造投资377亿元，增长12.6％；房地产开发投资535亿元，增长20.4％。对外贸易高速增长，顺差扩大。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达982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出口517亿美元，增长39％；进口465亿美元，增长4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亿多美元。一季度外贸的主要特点是：一般贸易出口增长（52％）快于加工贸易增长（30％）；国有企业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分别是38％，36%）都较快。另外，今年前2个月，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等10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其中对香港、韩国和俄罗斯的出口分别增长了52％、54％和110％。在进口方面，突出表现在一般贸易进口的快速增长上。一般贸易进口126.5亿美元，增长69.8％。1－2月我国初级产品进口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原油等石油产品进口的大幅增长。其他进口较多的初级产品还有：原木、锯材、纸浆、铁矿砂等。出口强劲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去年第一季度出口下降7.8%，使今年一季度同比基数低；二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三是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1-3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83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比上年第4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其中，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11.3%；2月份2804.9亿元，同比增长10.5%。销售额及其增长幅度逐月下降。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春节的“假日效应”，另一方面也与去年为工薪阶层加薪等刺激消费的政策有关。货币流动性在高位运行。三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258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4515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7％，比上年末上升3.8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13235.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7％，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一季度累计净回笼现金22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回笼357.6亿元。三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5776.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13.4％。一季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2650.6亿元。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12320.2亿元，增长13%。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36011亿元，增长15.7%。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去年第四季度出现明显回升，余额达62492.3亿元，同比增长8.1%，下降较大。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义货币继续回落，货币流动性继续增强，居民储蓄虽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因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手持现金的动机仍然很强。股市稳步攀升。今年第一季度，深沪股市股指呈分阶段稳步上扬的态势。至3月31日收市，深沪两市综合指数分别为560.99点和1800.21点，经过三小波的上升，分别比去年底的402.18点和1366.58点上升了39.48%和31.73%；深沪B股综指分别上升了11%和10.39%。在分类指数当中，深市以综合分类指数升幅最大，达到96.71%；金融分类指数升幅最小，只有5.27%；而沪市则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最大，为48.02%；综合B股指数升幅最小，只有10.39%。随着股指的上扬，深沪两市股票总市值也显著增大，至3月31日收市止，已经达到37891.89亿元，其中，深市总市值为17657.06亿元，沪市总市值为20234.83亿元；扣除今年新上市的股票市值767.12亿元之外，仍比去年底增加了34.65%；今年第一季度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已达到962家，比去年底增加15家，上市股票共为1046只，其中A股936只，B股108只。在股价飙升的同时，成交量也急剧放大。两市A股成交总额为18883.21亿元，平均每个交易日达349.69亿元；成交总量为1434.65亿股，平均每个交易日成交26.57亿股。另外，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资产重组和互连网业务是今年第一季度股市的一大特点。因资产重组而正式公告变更第一大股东的深沪上市公司达51家，表示参加互连网业务的共24家。税收大幅增长。到3月20日为止，全国实现税收收入23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8%。其中，前两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迅猛增长，完成70.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60.40亿元。由于税务部门加强了征管检查，税款查补入库35.1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10.81亿元。照此发展下去，2000年国家预算安排全国税务系统税收增加751亿元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半年实现。三政策及效应分析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既出现了回稳的苗头，又显露出某些矛盾的迹象。这是连续两年实施扩张性政策效应积累和体制调整的结果，也提出了体制和政策联动，甚至体制先于政策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在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外贸易的超高速增长。这虽然与去年同期贸易的负增长有关，但也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影响出口的因素主要有国外需求、汇率和有竞争关系国家的汇率的相对变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看好（包括亚洲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继续走强、欧共体经济回稳），外部需求增加。从政策层面来看，提高出口退税起了重要作用，在内需不振和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随着经济复苏而来的汇率升值，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相对贬值，这既减轻了汇率的压力，也促进了出口。虽然进口的增长比出口还快，但贸易顺差（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42.7亿美元）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也许比这些数字表明的要大。在这里打击走私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以前，我国海关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虽然名义关税税率很高，实际关税水平不过进口额的3％。大量高税敏感商品，如汽车、石油等通过走私进入中国，一方面造成关税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走私货物不计入官方经常帐户，造成巨额贸易顺差。1999年以后，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加大和征税手段的强化，过去走私的商品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国内，海关税收增加到进口额的8％左右，官方贸易顺差随之下降。从理论上讲，影响进口的因素主要是本国的国民收入、汇率和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我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固定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滑之中，国内通货紧缩在持续，这三个因素都不构成进口快速增长的理由。我们估计，如果按照可比口径，目前实现的贸易顺差至少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50％。不过，净出口的增长及其贡献度的增加，反过来说明启动内需的目标尚未达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的加快是经济回稳的另一个迹象。这说明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根据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理论，在没有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可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去安排自己的消费。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启动消费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让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加有一个持久而稳定的预期，另一个是消除妨碍消费者平滑消费其总资产的流动性约束，前者要求收入有一个持久的提高，后者要求金融部门建立可靠的信用体制。去年下半年，国家财政拿出540亿元为8400万公务员、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提高30％工资和支付社会保障金，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使公务员工资翻一翻，这些措施对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有明显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以后的消费增长态势显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消费属于个人理性行为的范畴，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面对下岗失业的增加，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的根本好转，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制约消费的金融服务因素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缺乏居民收入数据和信用记录，消费者苦于金融机构复杂的贷款手续，所有这些都妨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于是，建立居民可靠的信用记录就成为发展金融服务的迫切要求。好在居民储蓄存款实名制已经于4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这项制度将有助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