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

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珍贵）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并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的斗争方式。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党内对他的批评日趋激烈。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陈独秀仍然坚持己见。随后，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宣布他为“反革命”。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大革命的失败，都只是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第二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三次暴动，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失败。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6月，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但是，斗争的结果，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立三路线”的执行时间很短，没有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被纠正。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评。文革爆发后，李立三受到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迫害，1967年，他含冤去世。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举办了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第三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党员和群众被杀，内对国民党的仇恨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瞿秋白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应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7月，瞿秋白回国，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但1931年1月举办的中国6界4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王明错误打击，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王明来到上海养病，瞿秋白忍辱负重，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抓捕，并被杀害。第四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罗章龙，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与张国焘同为北京大学的学生。192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参会的主要人物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等，罗章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夫和王明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散会后，陈郁率先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王明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人威信，竟然以米夫为靠山，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更是跳出来助纣为虐。接着，罗章龙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出席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京奉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的骨干。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等。当何孟雄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破坏党组织行径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愤怒的罗章龙等人，认为此次恶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图谋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会议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有责任的代表，并宣布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为“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接着，第二中央在华北、上海、东北等地区展开了地方组织的筹备活动。“第二中央”失败后，先是由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和王克全谈话，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王对此不屑一顾。于是，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王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央。从此，罗章龙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此次事件整个过程，其对错是非，老百姓心中都自有一杆秤。罗章龙脱离中共后，更名罗仲言，在西北联大、华西协合大学、湖南大学任教，直至全国解放。他潜心学问，教书育人，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等著作。1995年，罗章龙寿终正寝。第五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自恃手握8万重兵的张国焘，对1万中央红军根本看不上眼，他又觉得自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因此，他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图谋夺取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党的最高领导权。他先是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军委拒绝了他，但迫于他的气势，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自己在右路军中的旧部停止前进，准备南下。更严重的是，10月5日，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马家军”作战。“马家军”素以骁勇善战闻名，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这下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底气不足了。中央捉住机会，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妄图割据新疆的实施部队。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决定》认定：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由此形成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四方面军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全党要同张国焘的错误做坚决的斗争。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清算。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他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随后，他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工作，彻底叛变。中共中央在他叛变后，开除其党籍。解放后，展转台湾、香港。70年代，张国焘凄惨离世于加拿大多伦多。第六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11月，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1931年1月，米夫强行在上海召开和操纵六届四中全会，使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久，又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此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由于有工人出身的招牌，米夫无意让其滚蛋，保留其职务，但实权掌握在王明手里。这次会议，王明事实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上海临时中央的核心。事后，王明随米夫返苏，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把秦邦宪（博古）留在国内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从此，王明通过国内的博古遥控指挥党内重大事务。上海临时中央位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王明要实施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借助苏区中央局。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上海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这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影响中央苏区。由于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时，王明开始向苏区和红军扩展，打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向坚持正确路线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夺权。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选了苏区中央局，解除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议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样，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2月，中央开展对坚持逃跑退却路线的“罗明路线”展开斗争。4月，又斗争了抵制王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中央苏区取得了前4此“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王明则更加捉紧了对红军的控制。不过，其实王明远在苏联，他是通过苏区的博古进行遥控。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苏区后，李德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更把第五次反围剿看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但是，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七次：高岗反党集团高岗，原名崇德，早年曾与刘志丹、谢干长等一起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号称“东北王”。1949年5月20日，东北局社会部的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城市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上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以中央名义向东北局发电作出了指示，要求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电文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12月，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