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论文--唐帝国的富强之路

唐帝国的富强之路[摘要]唐代是中国财经演进的高峰，持续领先于同时代人类社会，达到了农业财经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从财经历史角度上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清唐帝国无与伦比富强的财经方面原因。[关键词]唐帝国财经史富强[正文]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三个朝代分别是商、汉、唐。商最初是一个部落，善游牧和经商，在被周推翻之后，部落中相当多的族民重操旧业，开始经商，以至此以后在中国，凡是从事贸易买卖工作的人士都被称作“商人”；秦汉时期，中国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故当代多数中国人被称为“汉族”；唐是世界性影响最为广泛的帝国，所以海外华人聚居区被称为“唐人街”。唐宋时期是中国财经演进的高峰，持续领先于同时代人类社会，达到了农业财经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唐宋时期大约为公元600年至公元1300年，之前有隋，之后有元。有唐之时，亚欧大陆上形成东西方三国鼎立的局势，欧洲的法兰的王国、中亚的阿拉伯帝国和东亚的唐帝国三分天下，是当时最强盛的三大文明。唐代的历史成就是财经实力的进步和社会管理手段成熟的结果。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具备世界性影响的时期，“大唐盛世”实至名归，迄今仍引起中国人的自豪情怀。然而唐朝为什么这么富强？财经历史最大的特征，是可以帮助人们看清历史的所以然，看清纷繁复杂的各种历史表象之下蕴含的驱动力和发展脉络。正如财经的优势使秦始皇统一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是并且必然是财经的发达，才能成就唐帝国无与伦比的富强。唐初年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朝廷开始全面实行均田制度。制度的核心在于，编户齐民的青壮年劳动力，每人可从政府“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以作为遗产由子孙继承，另外80亩为“口分田”，受田者终生耕种，死后由官府收回，另行划拨。均田制以这种规定为常态，再根据劳动能力的不同在授田数额上予以区别对待，工商业者授田为“良丁之半”，老人或残疾者授田数额为40亩，寡妻妾以及道士、和尚授田为30亩，等等。与均田制相匹配的是同时施行的租庸调法，这是唐代政府最主要的“理财方式”。唐代赋役主要是按丁征派的：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曰“租”；交纳绢或其他丝织品二丈、棉三两，或交纳布二丈三尺、麻三斤，曰“调”；丁男每年要为国家服徭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曰“庸”。出现自然灾害之时，上述实物和劳动义务可以酌情减免。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的施行，意味着唐代普通的农户在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土地由个人承包，相应的，承包人要承担缴纳地租和赋税的义务，地租是谷物，赋税则以纺织品实物和劳务方式体现。于是，只要政府的租税数额还算合理，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每个农户就都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产品。均田制这种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模式兼顾了土地投入和劳动投入者，可称之为“交够国家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它促进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实现了生产效率。大约从唐代均田制时期开始，“男丁重要”成为中国人相当牢固的财经观念，“养儿防老”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投资收益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男丁劳动力质量高，在授田之时享有较多数额，另一方面也说明，均田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效率使自耕农能够从生产成果中获得相当比例的分配。唐代均田制授田对象广泛，“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是社会财经的基本模式。均田制从产权角度，将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这4项所有权权能分离处理，承认使有权相对独立的财经价值和效用，编户齐民的永业田可以继承，等于承认土地使用权的私人拥有，放宽了土地限制。总之，均田制的实施，取得了开垦荒地、增加产出、促进人口繁衍等方面的成就，推动了唐代财经的不断演进。与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相匹配的是政府对户籍的严格管理。所谓“编户齐民”，编户是管理的前提，唐代颁布严格的户籍法借以控制劳动人手，就像把工人与生产线绑在一起，把农民和土地绑在一起，从而保证生产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唐代户籍法是相当严格的警察制度，采用“乡里邻保”的方式，民户均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的网络组织起来。政府以“手实计帐”的方式确定户籍，对不同户籍种类的人口分别予以严格的管制。每年由户主自报“手实”，相当于当代的主动纳税申报，“手实”上写出全家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土地数量等；“计帐”则是在各户的“手实”上记入来年的课役，相当于承包人与发包方的协议；或者人民预欠政府的“应付账款”，政府根据“手实计帐”每三年统计和修订一次户籍，作为实施均田制和征收租庸调的根据。为保持财经的稳定，朝廷还规定士农工商各专其业，民户不准擅自迁徙等限制，有效地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中国古代财经史上的“四大管理实践”分别是秦始皇时期的标准化工业生产方式、汉武帝时期的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唐太宗时期的社会管理架构和用人之术，宋太祖时期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4位最著名的中国财经“董事长”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擅长制度建设和人才管理，为整个唐代的财经辉煌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李世民年号“贞观”，取自中国哲学著作《易经》中的“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李世民对易经思想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并以辩证法思维指导自己的君王管理实践既“一阴一阳的用人之术”，这不是玩弄权术的“帝王之术”，而是阳光的、高明的、充满智慧的管理方法，具体操作模式是“对立统一”：首先，采用对立统一的管理决策思维方式，以一刚一柔的审思和决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柔者是以细致斟酌著称的房玄龄，其刚者是以慷慨决断著称的杜如海；其次，对立统一地牵制自己，为自己制造和保持对立，接受甚至主动追求“逆耳忠言”，吸纳反对意见；第三，刻意帮助手下重臣制造对立、提供警醒，不到三十岁的李世民以不可思议的管理智慧，制度化地规定二品以上大臣应当与“谏臣同议”，即高级管理者入朝议事之时必须有一名谏臣与之协同，同朝议事。随从谏臣的职责是当大臣有言行不妥或观点错误之时，随时提出谏劝大臣改进或纠正。警醒促进进化，这是人类财经的铁律，谏臣的发言和意见，也许对，也许错，但这种形式的存在，这种牵制的存在，就是帮助大臣不断进步的催化剂。唐帝国是一个相当宏伟的帝国，幅员辽阔、人员繁多且复杂，财经总量相当庞大，这种规模的经济体最容易滋生保守、没落的官僚主义作风，出现不可逆转的“能量上耗散”现象。所以清醒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最难的任务，在财经的历史上，一切非凡的管理成就都需要管理者不但“知人者智”，并且“自知者明”，以达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境界，才能出现。中国财经演进至唐代，早已不是以效率和生存为追求目标的“企业初创期”。唐代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体已经相当的庞大和成熟，超过了当时人类财经总量的1/3。李世民在位时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按照易经管理思想的提示，此时“吉无咎”，意思是说“管理就是少犯错”。李世民作为易经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当然深谙其中要义，其制度设计目标是：以制衡保持安全和稳定，以反思保持活力和警醒，以均田为核心保持社会生产繁荣和政府收入，以科举为核心保证管理团队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和保持社会层级之间的活跃和激励。李世民管理思想的成熟和管理实践的成功，不仅是社会管理的优秀模范，也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发和借鉴。从唐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尝试管理货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财经事件。在人类财经的历史上，货币既是一个天使，也是一个魔鬼。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交换的繁荣，放大了财经的总量，另一方面，货币的出现也败坏着人类的理性，制造者各种财经幻象，成为随时高悬在人类财经社会之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从古罗马的贸易逆差，到当代的次贷危机，人类对于货币的认识和把握，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开元是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这是唐王朝国势最强盛的时期，农业财经文明兴盛，史称“开元盛世”。当代收藏界青睐的“开元通宝”其实不是唐玄宗的创作，唐代初创时就开始铸造发行开元通宝钱。这种钱每一文的重量为一钱，没十钱为一两，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币文，具备相当高地艺术价值，回环可读，做工精致，可为典范。中国的货币演进至唐代的开元通宝，货币面值与金属重量开始脱钩，货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是改为通宝、元宝、重宝，再冠以铸造时的帝王年号。从货币银行学角度，这种改变意味着政府在金属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的发行，改变流通性，进而调整社会经济总量，促进或控制经济增长。货币虚拟化开始。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唐朝的富强就其财经史上是有一定道理可以寻找的。唐代的财经继承了两汉的编户齐民方式，自耕农时社会生产和财政税收的基本主体。在以制度化方式激励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的情况下，社会也发育出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萌芽。同时，作为典型的开发型社会，唐帝国兼容并包，胡马、胡椒、胡琴纷纷出现，汉民族在与其他文明的激荡中，不断地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使得中国的财经文明呈现出以往未有的“文明综合性”特征，其代表符号就是糅合不同国家材料和工艺制成的绚丽的唐三彩。人类最好的成长方式就是分享，财经最好的进步方式就是交流，唐帝国开放的胸襟成就了辉煌的财经进步，对当时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穆晓军财经简史——人类财经文明的演进和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郭喜亭编著考古的故事，中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3、唐晋主编.大国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4、许卓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