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小说中的香港意识

西西小说中的香港意识摘要:摆脱“现实主义”框架的泛泛而论,而从香港本土意识的角度观照西西的小说,更易于把握西西小说创作的内涵,理解她的形式实验的意义。本文从香港本土意识的两个阶段论述西西小说与香港本土意识的关系。在香港的作家中,西西可称得上是最具本土意识的作家。“香港意识”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六七十年代的随着香港的工业化城市化而滋生的“我城”意识,二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香港“九七”回归的逼近而引发“失城”意识。可以说,在这两阶段中,西西的小说都堪称代表。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历史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但都成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节和“过客”心态,相反,他们以香港为家,以香港都市的繁荣为自豪,他们的青春体验凝聚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中,故而他们对香港自觉地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西西写70年代后期的《我城》,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在西西的笔下,住在这城里的人是轻松、快乐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阿果做的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低,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见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没有事的时候,就玩牌戏,“当这四个人坐在一起作牌的时候,气氛是热闹的,他们会把牌拍在桌子上拍得很响,好象谁拍得最响谁人就赢,即使不赢,那姿式,也赢了。”香港的快乐甚至延续到了难民营里:在军营里面,他们每人分配得一张床,有的是帆布床。他们就把帆布张开,把钉钉进木架。他们每人有一双筷,有一个铁碗,每天吃饭的时候排队,他们在一间大的房间内选择衣物,房内满是衣物,他们可以高兴拿多少就拿多少。”“到山上来的人,只有少数人特别寻找自己的亲人,其他的都准备粮食和水,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说话:你饿了吗?你受伤了呵。于是,他们给流血的伤口以药,给饥饿的躯体以粮。众多的外衣和鞋,都披在陌生者的身上了。”[1]这里的难民营内是充满诗意的,仿佛成了难民的天堂,香港人都充满了爱心,对待难民也会像对待家人一样,仿佛来自地天堂的使者。“我的城”“我们的城”是处处可爱的,小说用一系列语言重重叠叠地表达着兴奋之情:“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大家一起坐着念一首诗,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大家一起坐着念一首诗,就说看见一对夫妇和十九个小孩骑着一匹笑嘻嘻的大河马,马我高兴“高兴我高兴。”书中的人物最后喊出:“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喜悦,正是她的“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表现。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西西常常运用了魔幻手法和童心童趣:“手持斧头的人当先一斧,斩了一截电光下来,而身旁的一个人连忙拉过一件黑衣服,把电光一裹,又立刻把衣服塞进了衣橱。这一组人在如此迅速而有条理的分工合作之下,不久即斩获了数十条电光。”“有一组十众的人,干脆把整条街的两端以大力万能胶一封,喝一声‘起’,即把街整个抬了回家。”“有一个人扎着我手臂,用针针了我一下,我的手臂因此即席生气。我只她给它吃棉花糖。”“有的墙软,当我把钉子锤进去时,它们就喊:有香烟抽了,大家来抽烟呀。它们因为喜欢抽烟,就把钉子咬在嘴巴里。有的墙硬,模样凶,钉子一见到它们,即害怕起来,只好鞠躬。”小孩是以想象力理解世界的,在小孩的心目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故西西将她所喜欢的拉美魔幻手法运用于此显得恰到好处。西西的手法,据她自己说是“幻”而不“魔”,小说由此变得天真而神奇,再配之以那些童话手法的幽默片段,更使整个小说荡漾着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表述方式,现在看来,事实上表明了作者在香港这个城市中的自信而怡然自得的态度。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傲视大陆,这是西西等七十年代港人赖以自豪的地方。在《春望》(1980)中,西西以一种纯“客观”的对话体形式,叙述了一个港人与大陆人血缘不断的亲情故事。小说由主人公陈老太太与她的女儿美华及其他人的对话构成,主要是在谈陈老太太的姊妹来港探亲的事。对话十分地枝蔓,但毫不影响我们对于故事的把握:“三十元零六毛四。明姨那里寄一百,珍婶那里寄五十,九叔那里寄五十。计算机一个,邮费是三元,和上次一样。”“大家姊妹,还谢什么,这些看来,他们生活也很艰苦呀,我总不忍心他们一家人没饭吃。”“手表,电视,我都带回去过啦,最近乡下有信来,说要造房子。”“姊妹如果他们来,住在哪儿呢?我们家的地方这么小,就算睡在地板也挤不下。”[2]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谈话片断中,我们看到的是港人对于“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的诚恳帮助。小说中的人物陈老太太、女儿美华、儿子家辉等是十分热忱和有同情心的人,毫不势利。但在这种热忱和同情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其说来自陈老太太及其家人,无宁说来自于小说的作者西西。在历史上,我们一贯看到的是“北望中原”的大陆中心情结,现在情况似乎颠倒过来了。西西等人也并不是没有看到香港的阴暗面,《我城》中就写到了香港的请愿、打劫等问题。但作者是以轻松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的,在别人的笔下可能是十分严肃甚至凶险的事,到了西西的笔下看起来却像游戏一样。请愿让人感觉是“野火会”,麦快乐遭劫时依然很快乐,“麦快乐看见自己的钱和手表好象长十支翅膀。”对于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小说只是施之以温和的讽刺,并以童稚的手法将其漫画化。让我们看一看小说中这样一个片断:最近,苹果牌小说出版社有了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经过多年试验出来的发明,叫即冲小说。它的特色是整个小说经过泡制之后,浓缩成为一罐罐头,像一罐奶粉一样。看小说的人只要把罐头买回去,像冲咖啡一般,用开水把粉末冲调了,喝下去就行了。喝即冲小说的人,脑子里会一幕一幕浮现出小说的情节来,好像看电影。这种苹果牌即冲小说当然是开创了小说界的新纪元,它的优点是不会伤害眼睛,不必熟习英法德意俄文,所以,生意很好。据喝过苹果牌即冲小说的人报导,侦探小说的味道,是有点苦涩的,纯情小说的味道有两类,一类像柠檬一般酸,另一类如棉花糖一般,甜得虚无缥缈。书评人对苹果牌即冲小说的评价又是怎样呢,有一个书评人的意见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大家没有时间看冗长的文字及需要很多思维的作品,所以,应该给读者容易咀嚼的精神食粮,要高度娱乐性,易接受,又要节省读者的时间。因此,苹果牌即冲小说是伟大的发明。[3]小说显然是在批评香港的文化快餐现象,但西西并没有像刘以鬯那样施之于沉痛的批判,却是以奇特的幻想出之,温婉地显示其荒谬性。对于香港社会本身的问题,西西的并不十分忧虑,她所真正忧虑的是香港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忧虑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的归属问题的迫近而愈发深切。英国占领了香港,中国却并没有真正地放弃主权,香港于是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中国,成了一块尴尬的“借来的时空”。西西的《浮城志异》描绘了一个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浮在空中的城市。当风季来临的时候,浮城就会摇摆起来,而浮城上的人都会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并没有翅膀,所以他们不能飞行,他们只能浮着,彼此之间也不通话,只默默地、肃穆地浮着。整个城市,天空中都浮满了人,仿佛四月,天上落下来的骤雨。”这是对于香港的隐喻,这些浮人的形象触目惊心的喻示了港人在历史之中的尴尬处境。“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靠意志和信心。”在这里,西西对香港人仍然很有信心,并且称赞有加,“即使是这一座浮城,人们在这里,凭着意志和信心,努力建设适合居住的家园。于是,短短数十年内,经过们开拓发展,辛勤奋斗,浮城终于变成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富庶城市。”[4]在有关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过程中,香港只能眼看中英角逐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西西忧心忡忡。“灰阑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间传说,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最后包公用在灰阑边拔河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忍心孩子被拉伤而松手的,必是亲生母亲。布莱希特曾作过《高加索灰阑记》,他的质询是:那位把孩子抚养大的仆人可能会比其亲生母亲更爱孩子,故松手的反而可能是她。西西在《肥土镇灰阑记》中对于历史的质询,十分精彩而又出乎意料。小说没有纠缠于到底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说不清的问题,而是对于审判的过程提出了质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被询问了,独独当事人寿郎没有被问询过呢?案子已经断了很久,还断不出什么头路来。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谁药杀了我父亲,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二娘的衣服头面给了什么人,我都知道,我是一切情节的见证。只要问我,就什么都清楚了。可是没有人来问我。我站在这里,脚也站疼了,腿也站酸了。站在我旁边的人,一个个给叫了出去,好歹有一两句台词,只有我,一句对白也没分派,像布景板,光让人看。在西西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到底谁是小孩的母亲,而是当事人的意见和选择能否得到尊重的问题。寿朗说: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寿朗的处境,象征了中英谈判期间香港的尴尬处境。在此过程中,香港只是个被处理的对象,无权参与选择。英国人打“民意”牌子,中国人也以《七子之歌》传达香港的意愿,没有人真正地聆听港人的声音。在加谬的笔下,西绪弗斯无止尽地推石上山的画面,原是人类不畏强暴!抗拒荒谬的象征,但港人西西的感受又与众不同。在小说《致西绪福斯》中,她认为石头在这一文本中是缺场的,没有话语权利。她别出心裁地让石头开口说话,这一说话,立刻让人们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石头经历着较人更荒谬的命运,是人得罪了神,因而受罚,但石头却无辜地受牵连,跟着人永远地上下翻滚。最不能忍受的是,尽管如此,石头却永远没有申诉自己的权利。“灰阑记”和西绪弗斯的故事在历史上流传了这么久,还从来没有人作过此类精采的询问,只有身处夹缝之中的港人,才能对于历史提出如此的质疑,它喻示了香港被历史湮没了的命运。参考文献:[1]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2]西西.春望[A].何福仁.香港文丛#西西卷[C].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2.[3]西西.我城[M].香港:素叶出版社,1979.[4]西西.浮城志异[A].何福仁.香港文丛#西西卷[C].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