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红灯区与艾滋病调查报告

红灯区与艾滋病――四川项目的初步总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这是我们对四川省境内3个红灯区的考察报告。我们于2001年7月25日出发，到2001年9月3日返回，总计在现场进行了40天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参加者中除了潘绥铭之外，全部是女性；而且后5位是前两位的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项工作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名称是《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项目办和四川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由于当地政府对该地的性产业都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已经向当地政府承诺，决不透露该地的名称；因此我们将不直接写出具体地名，而是使用代号。同时，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所涉及的任何场所名称和个人姓名都是化名。本项目选择了A镇、B镇、C区这三个红灯区。它们都在成都以南的四川腹地，相距不超过50公里。它们都是镇一级的行政建制，都是城郊、路边类型，都拥有数十家性产业营业场所。在我们调查期间，它们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没有遭到“扫黄”。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2001年3月－4月，本课题组的3位成员曾经专门到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半径120公里的范围内，察看了性产业的概况。当时累计发现7个红灯区，都拥有20家以上性产业营业场所。但是到我们开始执行项目的时候，其中的两个红灯区已经被扫除，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不得不舍弃。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当地领导不同意进行调查而放弃。最后一个则是该地由于自然萧条而规模缩小，只剩下不到10家营业场所，因此我们也放弃了。我们首先全体到达第一个地点A镇，在那里连续工作18天。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2001年3－4月的“踩点”工作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A镇的性产业相对地历史悠久，经营方式已经非常规范，组织管理也非常完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也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较发达”的典型，试图首先从中获得可供后来参照的信息。第二，那里的老板和小姐的安全感相对更强，更加容易接受我们的访谈。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培训调查队伍和获得经验的“练兵场”，然后再去突破难点。完成在A镇的工作后，我们原计划到一个县城的边缘地带，考察某个性产业场所多达80余家的著名红灯区，但是被当地最高领导坚决制止，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分别到B镇和C镇进行访谈，累计分别连续工作22天。我们运用“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对位于3个不同县市内的3个红灯区、38家性产业经营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与访谈。我们累计访谈和观察了142位小姐；38位客人；31位与性产业相关的男女。我们要说些什么新东西？时至2002年，关于“小姐”和红灯区的书虽然仍然很少，但是在报刊上和网上，各种文章正在逐步增加。普通人对于这话题也已经不再陌生。如果仅仅是红灯区的地点不同，仅仅是材料更多、情节更细，那么我们就不会写，读者也不会看了。我们将把自己的新收获呈现给大家。性产业工会性产业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它虽然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解决起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在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里，尤其是在欧洲，对于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日益乐于承认：性工作也同样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当然也就是一种工人；是工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工会；有工会才能更好地管理性产业。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中国是很难走上这条道路的。2000年5月，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妇女作为“性工作者”出租自己的身体。该委员会说：卖淫是妇女使用自己的身体“从事再生产的权利”。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中国是该公约的165个签字国之一。但是该委员会的要求并没有任何强制的约束力，所以我国政府也就未予理睬。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旧规都可能改变，哪怕仅仅是在局部和微观的层面上。我们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个性产业的“工会”。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个；也不知道它将来的命运会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那些睁眼看世界、睁眼看现实、真心诚意脚踏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保官和做秀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准奴隶制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平面，那该多好啊。可惜，就在离性产业工会所在地不足百里的两个红灯区，我们却看到了并且体验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女孩子们骗来、关起，逼着她们投入性产业。然后，翅膀长硬了的小姐们就会飞到别处去。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红灯区，就连这样的单个的性服务场所也没有见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中国仅有的，也不知道它们何时才会转型。但是我们却知道，目前这样的“扫黄”对它们仅仅是“风过草抬头”。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既不是由于老板们生性凶残，也不是由于简单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长官经济”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尽管当地的性产业实际上确实并不是哪级政府或者任何官员所提倡或者鼓励的。“吧哥”他们是准奴隶制的产物，既是雇员又是帮凶。他们与珠江三角洲的“鸡头”相比，控制的小姐更多；与“妈咪”相比，控制得更狠；与黑帮老大的“马仔”相比，没那么有权，与过去文艺作品里的“狗腿子”相比，则没那么恶心。客人与小姐的博弈过去，我们对小姐了解得相当多；这次对客人的了解也不少；可是最令我们开窍的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奇闻轶事，而是双方之间的“打牌”。谁说小姐是来者不拒、见钱眼开、听凭摆布？谁说她们只能单方面地忍受“性剥削”和“性奴役”？谁说客人就一定会欺负小姐？长期以来，这样的描述充斥了人们的大脑（包括我们自己），引导着人们的思路和道德判断。它唯一的小毛病就是以偏概全。实际上，就像任何一种交易一样，就像中国加入“世贸”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大个子”虽然凶，可是小个子也有小个子的办法，最终要么双赢，要么双输，反正先得较量一番再说。尤其是，小姐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哪怕她是被迫投入这一行的也罢。小姐的业内感情纠葛小姐会不会爱上客人？那爱是爱人还是爱钱？客人会不会爱上小姐？那爱是爱人还是爱性？这样的问题，细琢磨一下，实在是一叶障目（我们以前也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们把小姐和客人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系，给定义为单一的“做买卖”，我们就只能认为爱是不可能的。其实，老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因此，即使在一般的商战中，也经常发生仇敌相爱的事。那时，我们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打死也不信，还常常演到电视上、电影里，让观众连眼泪带钱包一起往出掏。性病问题传播性病，这也是一般人歧视甚至仇视小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一个刚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的性病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小姐毫无疑问首先是性病的受害者。可是有人就是不服，说：第一次嫖就被传染性病的客人，就不是受害者吗？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变成了谴责小姐“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的理论依据。其实，这既不是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争论：更应该同情谁？我们并不隐瞒我们的道德立场，因此在我们大量、细致的记载中，您会更多地看到：预防性病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首先掌握在客人的手中，其次掌握在那些能够专业化的小姐手中。对策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对这题目早就烦透了。司马光如果不去砸缸，而是伸过去一些小枝小叶，能救得了谁？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想开窗户，大家都会反对你；可是如果你说要拆房子，大家就会说：那还是开窗户吧。就我们所知，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建议在内，目前几乎一切所谓的“对策”都是折衷主义的范文。可是，所谓折衷，其实只不过是双方互动的客观结果，逃也逃不掉的。如果一开始就朝着“折衷”前进，那么其结果就只能跌落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因善小而不为”，而且在这方面，除了“加大扫黄力度”这样的昏话和废话之外，就连鸡肠狗肚那么小的对策都很缺。所以，我们专门对于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议。至于针对性产业的对策嘛，我们恐怕很快就没有建议权了，因为A镇的“工会”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认识上的新意实地访谈的资料永远是社会学的根基，也永远是做出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因此，我们仍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做出一些基本的描述。尤其是，我们所写的这三个红灯区，与潘绥铭以前所调查过的红灯区都大不一样，而且第一个红灯区与后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值得一书。在潘绥铭的前两本关于红灯区的书里有一种倾向，就是“材料不够，分析来凑”。现在我们的材料足够丰富了，因此我们的写作风格也就变成“展示为主”。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实地访谈资料摆在书里，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话。我们希望读者看了以后，能够得出自己的印象和认识，而不是听我们喋喋不休。写作者都是社会学界的成员，因此我们试图运用一些社会学的成熟理论，对于性产业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于红灯区和性产业研究，乃至于所有亚文化群体的研究的发展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描述社会现实的层次之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智慧和思想。尽管我们自己现在也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努力了。除了潘绥铭之外，本次社区考察的参与者都是女性。她们虽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接触红灯区和小姐，但是获得的资料却极为丰富和深入。她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现了许多男人不容易发现的现象，得出了许多男人理解不深的认识，给我们极大地增辉。1例如，关于小姐们“破处”的情况、具体的性行为方式、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情况等等，恐怕男性就不容易访谈到。尤其是，她们还访谈了38个男客人，就更加难能可贵。红灯区对于社会学的意义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政策作秀；可是红灯区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们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1.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2.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红灯区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3.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红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红灯区，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4.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红灯区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夫妻店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红灯区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5.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红灯区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6.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红灯区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红灯区。红灯区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红灯区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7.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红灯区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