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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久红2014年3月15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三、“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转化性再创造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取决于在“归根还本”中“中国精神”的新生,亦即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在当代的转化性创造。而这种转化性创造的坐标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以“三个倡导”为标帜,积极培育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23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2月2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3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中国的崛起着实令人震撼,让人迷惑,甚至在许多西方“中国通”眼中都似乎显得有点“突然”。费正清追问道:“中国能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事实是中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崛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宏论颇多(如哈维、斯蒂格利茨、雷默等),而从精神-文化根源上深入探讨的则显得很不够。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伴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凤凰涅槃”,其中“中国精神”传统、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交锋较量、激荡冲突、对话融合一直持存着,直至现在。三者在中国的崛起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推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催生着一种新的“中国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成。1、“中国精神”传统的内核与“勤劳革命”“中国精神”传统的特质为何?我们约略可把儒家思想传统中的“重德尽性致中和”视为其主要表现,其核心就是重德精神。牟宗三:“儒家立教本就是一个道德意识,无有如此明确而显豁者。儒家……是直接由我们的道德意识呈露那内在的道德实体。这是四无傍依而直接觌体挺立的,不是来回旋转,驰骋妙谈,以求解脱或灭度的,在这样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劳思光指出“重德精神”五个方面的特点:1.不重思辨而重践履、重主体自身之升进;2.以自觉地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3.只问应然的努力,不问实然的限制;4.知识从属于道德;5.由于不重实然境遇,因而未能区分个人事务与超个人事务,使政治从属于道德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国文化传统之重德精神必落实于群体主义中,从而催生了古往今来中华儿女们共享的核心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今天,在融入了中国革命的现代精神之后,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一般被概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在这里,我们仅以“勤劳”这一基本德性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作一分析。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坚忍勤劳的民族。勤劳就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的勤奋劳作、苦干实干,反映的是一种崇尚通过本本分分的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这实在是代表着我们的“民族之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日本学者杉原薰就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指出,“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勤劳”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基石。杉原薰在其著作《东亚经济发展道路:从长期的观点看》中正是用“勤劳革命”理论解释了东亚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中国崛起的根源。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崛起实际上处于开始于明清之际的“勤劳革命”并由中国革命重新奠基的历史延长线上,它扎根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勤劳致富的传统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且即使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都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在今天及未来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2、被忽视的“另类”传统:商业文化与市场意识科斯认为,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战斗口号的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话——“致富光荣”可谓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遥相呼应。科斯因此认为,“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在阿里吉看来,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基于传统而创造的,是向着中国古已有之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的“回归”!阿里吉认为,黄宗智、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发现了,欧洲虽信奉自由市场,但真正来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未受斯密主义影响,却以其“实践相关性”体现着斯密的市场经济原旨。而今日中国之崛起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上,这并非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他所做的只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由“勤劳革命”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威廉教授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001年)中就以清朝政治精英陈宏谋(清朝名臣,官居东阁大学士)为例,阐明了18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推崇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3、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中国革命传统阿里吉分析中国崛起根源时深刻指出,中国的崛起的巨大精神资源就是“中国革命”传统,这个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核心的“革命”传统本身就是对已有“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重塑,它是中国在当代崛起的引领性动力。虽然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却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未批判毛泽东的整体思想。”这如汪晖所言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的作用。第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中国革命传统或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发挥着政治学意义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改革伊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忠于社会主义。阿里吉还指出,构成“这一传统的基础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末红军形成时期,但直到1930年末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才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有两个部分:1、群众路线2、给予农民优先权费正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确实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心中牢记地方群众真正利益的高级官员才能管理得最好,并且能代表其来执政。”阿里吉:“这两个特点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精髓相结合,一直是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理解改革前后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方面以及近期的政策转变。”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不断通过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精神”则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熔铸下也获得新的质地,进入新的境界。1、“两个阶段”与“三次冲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2.建国后六十年从1840年以来,“中国精神”传统遭遇了三次亘古未见的重大冲击:1.1840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西方列强入侵及其文化冲击,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走向式微,中国被迫转向现代化。2.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传统遭到第三次冲击。废除帝制取消科举打倒“孔家店”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港台新儒家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今天我们正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何去何从?为此,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对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重铸民族之魂进行了战略布署,掀开了文化秩序重建的新一页。2、“中国精神”新生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方面的最基本最突出的观念。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社会主义根本信念;是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它具有理想性、统摄性、稳定性、共识性、建设性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价值观包含一条主线、四个层面。主线就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是维护私有制,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具体形式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效用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四个层面是:第一,社会主义在物质价值层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同时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价值的实现。第二,社会主义在道德价值方面强调超越效用价值,拒斥个人主义,践行集体主义。第三,社会主义在政治价值方面超越抽象正义走向实质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公正。第四,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述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1)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2)人民当家作主,实行“真正的民主制”;(3)集体主义,或曰“社会个人”主义;(4)劳动者最高贵,幸福生活是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5)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其最大成果就是产生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凝现,是“中国精神”当代思想精髓。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其基本进程就是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规范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转变过程。梁漱溟先生这样概括“中国精神”的特点:(一)自私自利;(二)勤俭;(三)爱讲礼貌;(四)和平文弱;(五)知足自得;(六)守旧;(七)马虎;(八)坚忍以及残忍;(九)韧性及弹性;(十)圆熟老道。林语堂先生概括“中国精神”的特点:(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
本文标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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