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

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张淑琴一、办村子的初衷大家好！我是太阳村的发起人兼主任，叫张淑琴，孩子们叫我张奶奶。社会上很多人说是我丐帮帮主。大家就叫我张姐吧。从1995年到现在，我一直帮助照顾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子女，到今年12年了，从47岁跨越到59岁。我以前是陕西女子监狱的高级警官。那时还是监狱报纸的一名副主编，去监狱完全是因为警服的吸引，在文革的时候，对那种扎着辫子，腰间别着皮带，黄色的警服的女警特别喜欢。所以从一个山村的医生，到监狱的卫生报社工作，动机就是那身警服、监狱的神奇神秘、还有挖掘创作的素材。我从开始当警官时就对女子监狱感兴趣。特别是对女性杀人犯：这些女性平时连鸡都不敢杀，为何要杀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杀人，我从一个警官的角度都想知道。此外，我是一个作家，很早就发表作品，写电影剧本，因此从女性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母亲的眼光都很关心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当时我算是监狱系统去服刑人员家庭访谈最多的一个人，写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涉及的大都是这些女性的孩子。具体地说，我在一个暴力型的队工作，里面的女犯都涉及抢劫，杀人，放火等重罪。由于女子监狱的劳动相当于一个服装厂和箱子厂加之没有男犯的参与，她们搬运组做装车、卸车的活-----算是我们里面最累最辛苦的活。我每两周去一次队里都会和她们一起劳动，帮助搬纸卷什么的，她们很信任我，胜于自己的中队长。基于信任，很多犯人愿意和我谈心，谈得最多的是孩子和家庭，一提到这个，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有的说，张老师，能帮我看看孩子吗，我几年没见着了。有的说，我每晚梦见孩子，精神都不正常了。有的犯人为了孩子逃跑；有的因为太想孩子而白了头发的。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女犯精神错乱，特别思念孩子，晚上在床头把自己的脖子绑上绳子，一边叫着孩子的名字，一边绞着绳子，第二天把自己勒死了。我也是一个母亲，很理解和孩子分开是多么的残酷的感受。所以即使是在当知青做乡村医生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也坚持随时背着抱着孩子。于是我都会把访探后了解到的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的母亲，有时孩子没有消息，我就编些平安的消息，给他们安慰。后来一件事让我触动很大：有一对夫妇，丈夫被判17年，妻子是15年，两人都不知道5个孩子的消息，我知道后让他们把地址给我，我去探望，临走时妻子给我两双鞋底，小裤头，一斤糖。我很触动，一个妈妈即使是在监狱里，心里始终离不开孩子。我到她家一看，发现情况很糟----奶奶和大女儿都得了重病。我很担心，要是孩子停止喘气了怎么办，奶奶去世了怎么办？最小的孩子才4岁呢。看看四周：昏暗的窑洞，破碗摆在桌上，一个小孩牙掉了，都穿得破烂。。。。于是我拉着其中一个孩子直奔公社，告诉负责人这5个孩子的爸爸在监狱受嘉奖，妈妈表现也很好的情况，很不满他们怎么能让一个奶奶抚养5个人，还失学，吃不饱的状况出现。要求村子帮忙他们打理庄稼让其父母安心改造。他们态度很好，一边感激监狱的周到一边答应我的要求。可孩子还是死了。我去了她的坟头看，待了很久：一个14，15岁的朝气的孩子，就因为没钱治病，就眼睁睁看着她死去，还有什么比这残酷？那坟头的草，我没去整理，感觉每拔一根草，就像是拔孩子身上的东西，她会疼。我在文章里说：不知道下次去的时候，孩子坟头的草是否还是绿的，她是否还期盼父母的归来；他的眼睛是否是张开的，但我肯定她心中的盼望；我不知道孩子的嘴是否张着，但是我肯定她在呼喊亲人；一朵白云向远处飘去……写完以后，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这篇文章登出后，一百多信件寄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其中有这个女孩父亲的信，他说我实在对不住我的母亲，不但没有赡养她，孝顺她，还把这么大的担子给她，是个没能力的人。。。。。。这些都让我揪心。可是我们国家监狱法19条明文规定服刑父母不能携带子女入狱，据解释是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成长云云。可是在我去香港时却看到迥然不同的情形，女子矫正所里允许有孕妇存在和妈妈带着宝宝一直到孩子4岁离开监狱，还专门设了孩子的游戏房间，当妈妈劳动时，孩子就在里面玩。他们认为把母亲和孩子分开很不人道很不道德，从反面说亲情有助于犯人的改造。我本人同意香港的这种做法。国内呢？我们儿童村的孩子去看妈妈的时都要隔着东西，要么是玻璃，要么是网，孩子只要把小手伸进去摸妈妈的脸。我很难受这种情形。在陕西少年劳教所里，有的孩子才12，13岁，加上发育的晚，那个小手腕细的让人心疼，连手铐都铐不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应该在父母在家人在老师身边，怎么能到这里来？翻开他们的档案，触目惊心：杀人，抢劫，强奸。。。不断的深入，我发现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了，主动申请调到陕西省法律研究所做调查员专门从事预防服刑人员子女犯罪的研究。1995年，我们在陕西省正式注册了一个“陕西省回归研究所”的民间组织，目的是促进服刑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和其子女早日回归作为儿童的权利和快乐。1996年我们使用集中供养的方式开办第一所太阳村来无偿抚养这些服刑父母的孩子。现在我们办了12年，中间的过程恨艰难，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退缩过。政府正式关注这个是从2006年元月份出台一份文件，提出把服刑人员子女生活问题纳入治安综合治理管理来考核为开端。以上是我对创办太阳村的思想路程的简单回顾。二、太阳村的筹款问题我有四句真经……很多人都说，我自己养一个孩子都负担重，你这里有一千多号人，怎么养啊？我觉得一只羊是养，一群羊也是养，有什么关系？有四句话告诉大家：第一句是：干起来再说。我想只要把这个太阳村办起来了，我们的政府，社会不会让孩子们饿死的。管他呢，办起来再说。第二句是：总会有办法的。第三句是：没关系。我们自己去跑赞助，有时候项目谈得都差不多了，人家临时一句不能做，我们照样得挺住还是说没关系。第四句是：去他的，没什么了不起。我还有一句名言是：你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是一回事，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就是那样。比如说有些当官的，你把他当回事。他就觉得他是回事。先有饭吃，先有床睡，有病先看病……我们开始生存是很难的，所以有门就进，见到领导就说孩子的事情，就问领导该如何管理安排。他们没一个是我家的，可是每次我都会对他们的经历掉泪，但别人不是这样。有一个企业说我们就是不帮这些坏人的孩子。我告诉他好人和坏人怎么区分的？你只要今天偷税漏税，就把你抓起来进监狱，就是坏人。说不定到时候还得我们帮你。还有一次我们等了一个企业家4个小时。因为当时他在打牌，我们打断的话，人家会抱怨手气不好就是你们如何如何，所以我和另一个同事就在外面等，我穿着警服不能坐下，就笔直着背，像个站岗的。直到别人敲门了，我们才进去和他说了很多，他很不耐烦：算了吧，你们这些家伙知道怎么去面对受害者吗？我说他们父母犯罪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谁想这样，谁不想钻到省委书记老婆的肚子里，不想自己的父母是高官，有钱有权，没办法，我们现在不帮助他们，将来肯定还会有人犯罪。。。。。。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所以筹款就分步走。先是筹吃的。给几袋米面，人家还是愿意的。然后筹穿的。我们可不敢要新的。有一年春节，我们想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怎么办？我们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布料厂的布头，一寸两寸拼起来就行了。可谁做呢？我找到女子监狱的狱长，希望他让监狱服装厂做，这对犯人们也是一种教育吧，她们爽快答应了。我总结凡事只要掌握方法，总是能解决的。此外，对于筹到的款我们都是坚持在必须用的地方原则。我们儿童村筹钱的信心是从那次接待贾平凹等作家开始的。当时陕西有一个叫《美文》、主编是贾平凹的杂志在创刊5周年的时候要开会议，参加的有余秋雨，台湾的龙应台，四川的魏明伦等共一百多人。我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和主编商量让作家们来我们太阳村参观，我们请吃饺子。有很多企业事业单位也有类似的邀请，但是只有对于我们的他们爽快应约了。我穿着警服声泪俱下的给他们说我们孩子们的经历，龙应台当场就掉泪了，余秋雨说我的着装和谈吐都给他很深印象……吃饺子花去一千多元根本没让我们出。我从此有信心也有了，和政协，统战部联系，他们牵头，带领香港台湾的企业人士参观。以前我们筹钱的方式就是像上面说的求人。求人。求人。告诉人家孩子多么苦，求人家给钱，给吃的，求所有可能的帮助。后来我的观念有变化了，我觉得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机会，为什么这样说？我记得上海电视台有个经济类节目“头脑风暴”，有一期里面有微软，麦肯锡等几个大公司参加，我作为嘉宾告诉他们：我是在给机会，我们现在不穷，你愿意帮助孩子起码说明你有爱心，不帮的话你的人肯定不怎样。这是一个献爱心的机会，做慈善的机会……话还没说完，主持人就问他们，谁要抓住机会赶紧的。以上的企业无一例外，作出很积极的回应。当时觉得自己腰板现在硬了，我不乞讨不是以前的“丐帮”------求人求人，让孩子们脏兮兮的小手抱着你的腿，那太让母亲不好受了。我现在观念又是新的，即是站在一个捐助者的角度去考虑。求人-----给你机会-----如果我是你。不得不提青鸟健身公司的情况来说明角度变化后的效果。这个公司的老总叫李兵，当年是北京公安分局一个刑警队的队长，在追捕罪犯时双方发生枪战打死了几个人，于是辞职下海创办这个公司。我见到他后说，兄弟你以前是抓罪犯，我呢是改造罪犯，你原来是在公安，我是在监狱系统，咱都算政法系统一家的。现在需要你帮助盖房，我来养孩子怎么样？他说，大姐，你感动我了，第一个小屋留给我，我亲自来剪彩。当时我连协议都没签钱没到手的情况下就开始建，我对施工的单位说，我们是有信誉的，别怕我们跑，我们的孩子都在呢。2003年12月底，房子建好就准备剪彩仪式了，我正要请媒体来（公司就爱媒体参与这套，要广告要效益嘛）。接到一个电话，瑞士联邦的主席夫人要到我们太阳村参观，这对我们来说太好了，我立马电话李兵说要推延剪彩，等夫人到来才开始，他很高兴的答应。然后媒体这边也很顺利，我要的就是通过此次把我们的爱心小屋宣传出来，告诉社会更多的企业来参与爱心小屋捐赠。我们把请夫人剪彩的要求和爱心小屋的来源一并和使馆说，夫人同意了，那天现场还有李兵和四十多家媒体。我很照顾中国海洋公司和青鸟健身，该自己的位置让出，并且细致入微的各方面服务。很给他们面子，还借此让这几个公司互相认识。通过这么一报道，别人知道后纷纷捐钱，我们接下来建造了7，8个太阳村。同时，每个太阳村设有爱心小屋，捐助人通过命名屋子和我们建立长久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把他们推到前面展现给公众。2005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要做一期关于我们的节目，我立即告诉李兵，让青鸟健身来，比如带健美队来，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们没见过健美操，让他们看看；一方面是我因为曾经做过记者，知道素材收集和新闻点。第二天不仅健美队来了，连瑜伽队也来了。我对电视台的人介绍，说青鸟健身建设太阳村第一个爱心小屋的故事，说他们怎么帮助我们，怎么关怀孩子们，今天如何让健美队给孩子表演，还带元宵过来等。你们一定要采访他们的李总。最后采访李兵的时间比我还长。健美队表演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很不自然，后来我对他们说，男孩子的肌肉那么好，一定是假的，不信你们去摸摸，他们蜂拥而至，这样的场面被拍下来，是很有亮点的。还有吃元宵的情景，女孩子惧怕那结实的肌肉而后退情景，都被拍下来。李兵也满意得很。所以我现在的观念是一定要给企业设计，去规划。要为捐赠人着想，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思考。我尝试了“爱心认树”这一筹款方式。现在我来详细说说。筹款就像金字塔一样上面尖----世界上那些大的基金会的钱全部给了像中华慈善基金会，中国青年基金会等少数机构。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根本够不着，只有向中下层去找出路。50元，差不多，可是用什么方式去交换呢？我是学过农业的，很喜欢农业种植，一到板桥的时候，以一亩240元租了260亩的地，在里面种了三万棵枣树，心里隐约感觉迟早能派上用处。枣收获时，就带着孩子们到外国人居住区，华堂商场卖枣。开始，枣树有病，枣子是苦的。卖不了，我从西安拉那种又大又甜的来装在我们的箱子里说是我们自己的，真诚邀请大家品赏，管他呢，这不算欺骗吧，起码枣是真的，虽然不是我们地里产的。2003年，我想干脆搞个“认枣”活动吧，260亩地一年能有26万就满足了。10亩地一万，除去地租，人工费等，我也只有一小点收入。可是只有华堂和诺华各给一万，剩下的没人认。我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