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

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读书笔记王晓春（1）文人路在何方？……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4页）我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是，读书时在书上画道道做记号，有时也在书边简单写一两句感想，古人称之为“批注”。如果什么地方我的感想较多，我就写成一则读书笔记。《教育的哲学基础》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我本想继续写下去，然而往后翻了翻原著，发现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到此为止。该读书笔记共写了23则，约3万字，历时一个月。我说过，我读书是“有方向，无计划”，原本的想法是最近集中一段时间读几本教育哲学的书，书我也已经买来了。结果今日得到一本好书，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看了几页就改主意了，决定先放下教育哲学，读这本陈嘉映的书。陈嘉映的书我读过好几本了，据我看他是我国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能把事情说得像他那样深刻、明白而流畅的人，我没见过几个。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既然我读书是因为热爱智慧，又不是完成任务，那当然读哪本收获大先读哪本。这第一则笔记，题目是《文人路在何方？》我就得界定一下我所谓“文人”指的是什么人。我这里所谓的“文人”，指的是文科知识分子，在中小学教育界，则主要指语文教师。时代发展到今天，我国文人至少在口头上已经不敢看不起科学和科学家了，但是内心深处又不愿放弃习惯性的傲慢，所以他们差不多都处于焦虑之中，其中一些病情特别严重者，则神神叨叨，疯言疯语，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忽而不可一世，忽而顾影自怜。不信您去看语文教师的网上发言，忽而宣称语文能如何如何塑造学生的心灵，好像世道人心就悬在他的嘴上，忽而又哀叹学生不重视语文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教了。总之是迷失了自我。最糟糕的是，这些张口闭口“人文”、“文化”的人，他们的所谓“文化”究竟质量如何，令人怀疑。电视节目里说，南方某地有个“喊泉”，只要有人对它大声喊，它就出水，或者水量明显增加，再喊一阵，又恢复原状了，甚是神奇。当地人（其中还有教师）说，此泉能通人性，只有心诚者或者有品德的人才能指挥它。村民还讲了一个杨八姐的传说，说是“喊泉”就是她喊出来的。这更增加了神奇色彩。地质专家则用实验证明：在没有任何人喊叫的情况下，此泉每6分钟涨落一次，非常规律。这属于虹吸现象，水流时大时小，与喊不喊没有任何关系。村民的看法和地质专家的意见，哪个更“人文”，更“文化”？从表面上看，前者更“人文”。其中有“爱”，有“沟通”，有“道德”，还有“天人合一”，后者则只干巴巴说明了一个物理现象。要从“文以载道”的角度看，这位科学家真不如不来，他给高尚的道德和美丽的浪漫主义泼了一盆冷水。恕我直言，文人的文章，有很多都属于村民这一派的。不顾事实，不讲逻辑，对概念不予界定，对论点不加论证，讨论专业问题也在那儿信口乱侃，漏洞百出，矛盾丛生。只要话儿好听，什么都不顾。文人不但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而且有更强的表现欲，所以你在教育网站上会发现发言人数最多，音量最大（高分贝）的，往往是语文教师。有一位攻击简化字的老师居然替北大苏培成教授编造了一个错误论点，然后痛加驳斥。苏培成是我的大学老师（不过他教我们的时候还没调到北大），我看到这位先生摆出的苏老师的论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想我的老师是不是疯了？怎么会说出此种缺乏文字学常识的话？于是我就去追问这位先生，他无言以对，我才明白苏老师没有疯，这个论点与苏老师毫无关系，苏老师比窦娥还冤。你看，一些文人缺乏科学精神，一至于此，简直让人难以认真对待他说的话。所以我想，中国许多文人当务之急是涵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而且语言也要适当增加科学性，否则不管怎样鼓噪，文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还是要持续下降。你说话不靠谱，谁能信任你？鲁迅先生是文学家，但是他有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所以他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千万不要以为科学态度一定会破坏浪漫和美。知道了“喊泉”的科学原理，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喊泉的美丽传说。科学并不排斥神话，科学家只不过想告诉我们，不要把神话当成事实。科学和神话应该各安其位，而不要随便混为一谈。当然，科学思维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当绝大部分文人尚不熟悉科学思维（而且缺乏科学常识）的时候，反对所谓“科学主义”显然不是主要任务。文人路在何方？答曰：往前走，不要总回头看。(2009，10，1)（2）人生活在科技产品中，不等于具备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的产物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今天不生活在草木扶疏万物生长的世界里，我们身周的事物大一半是批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这不能不改变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关于事物的观念、关于生长和生产的观念。（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2页）……科学精神是一般理性的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注重事实与逻辑，力求客观。（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页）科学技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愚以为这很可能强化了许多人的自我欺骗行为——我已经“科学”了。只要我有点钱，我就可以把我周围的环境“科技化”，衣食住行都采用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自己用高科技产品包装起来。在别人看来，我身上洋溢着科学色彩，我自己也就可能迷迷登登地感觉“我很酷，我现代化了，我科学了”。即使我是个文盲，我也完全可以拿着最新款的手机做“科学”之状，其实我的灵魂很可能与科学完全不搭界。换句奇怪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离我越近，我离科学越远。电脑的发明者和电脑的傻瓜操作者，二者对科学的理解或有天地之别，但表面上也许看不出这种差别。同样道理，教案的原初设计者和“拿来使用者”，对教育教学的理解也可能差距很大，但这种差别一时也未必能看清。结果就是，科技越发达，人类越两极分化，少数人创造性越来越强，多数人的智能则不断退化。当年我洗衣服是抱着大盆用搓板，现在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扔，按一下电钮就行了。请问我洗衣服的真实本领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没有洗衣机，人与人之间洗衣能力的差距还比较容易看清，现在有了机器，这种差距反而被掩盖了，好像大家都是能人，都挺“科学”的。可见，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无能之辈和懒汉的节日。所以，时代越向前发展，就越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科学。像我们这样自古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如果忽然间大家里里外外都“科学化”了，像鲁迅先生当年批评的“咸与维新”一样，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民族自我欺骗吗？“科学精神是一般理性的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注重事实与逻辑，力求客观。”首先要有理性的态度，还要讲事实，讲逻辑，用这个标准衡量，你会发现教师们无论日常工作中还是写文章的时候，其中科学精神的含量大都相当不够，即使他熟练地使用着电脑和电化教学工具。如今我们已经被科技成果包围了，但那不是我们的成果，我们没有参与研究和制造，我们也就可能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于是科学对于我们，就可能始终是“身外之物”。这就好像追星族一样，人家歌儿唱得好，我在台下欢呼雀跃，差点晕过去，然而说到底，唱得好的人仍然不是我。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力求客观。（09，10，3）（3）科学主义的危险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要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其外”（薛定谔）。真和善似乎不得不彻底分离。科学越进步，感情、道德、艺术就显得越虚幻。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今人常谈到“意义的丧失”，这种局面是很多合力造成的，“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一种重要分力。我们原以为自私和无私是重要的区别，贪赃枉法和清廉自律、贪生怕死和舍生取义不可同日而语，道金斯告诉我们，这些行为背后的基因选择遵从同样的机制。我们的行为由基因决定，基因反正都是自私的。社会生物学也许名声可疑，不过这不要紧，堂而皇之的显学经济学在原理方面和社会生物学初无二致。（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3页）科学家是非常冷静的人，科学家只问“是什么，为什么”，不谈“应该”如何如何，这是这一种非常可贵的求实态度。我国自古以来这种态度就相对薄弱，从孔子开始，我们满脑子都是“应该”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道德诉求放在第一位。比如“为尊者讳”，很明显是把“善”放在了“真”之上，事实真相如何倒成了次要的了。这确实是走了极端，所以我一直认为孔子未必中庸。然而西方人的思路也会走向极端，另一个极端，只顾真，不管善不善，这也很麻烦。比如弗洛依德，“性”在他那里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据说佛洛依德本人品德很好，忠于婚姻，并不乱来，可是因为他搞科研“冷静得入了迷”（鲁迅对弗氏的评价，极其传神），不论道德，只论事实，结果被性解放主义者当成了理论依据，搞得乌烟瘴气。以至于中学女孩怀孕者不乏其人，学校则开办“幼儿托管班”，甚至进行“母亲”培训，以体现“人文关怀”。这种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实在无法赞成这样的风气，愚以为这不属于“先进文化”。在我看来，如果西方在涵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不放松道德意识的培育，或许不会出现此种情况。过分强调道德必然造就大批伪君子，而过分强调科学则可能造成很多“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他们倒是不虚伪，然而真实得太吓人了。我们必须承认学生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教师首先要接纳这个事实，不能满脑子都是“你不应该这样”，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我们在承认事实之后，有些事也要论论是非。比如学生上课根本不注意听讲，可能他确实做不到注意听讲，所以我们就不能幻想用批评、表扬、给家长打电话这些简单的办法改变他，改变不了就生气，那是没有用的。要进行诊断，然后对症下药，这才是科学态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认可他不注意听讲“有理”了。不注意听讲对于学生来说总归是一种错误，这一点不能动摇。如果借口科学态度抹杀是非，那就跟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跑了。教育，确实也存在科学主义的危险。但是存在这种危险不等于它是现实危险。愚以为，在我国中小学教育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科学主义不大可能成为主要危险。我们绝大部分教师基本上没有科学思维的训练，他们的工作，大体上体留在道德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层面，想弗洛伊德也弗洛伊德不成。我在教育网站上偶尔也能看见有老师提出反对科学主义的问题，愚以为这如同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人群推介减肥之术一样——文不对题。科学主义离我们尚远，教育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科学，而不是科学太多了。但是作为预防，我们还是要议一议怎样应对科学主义的问题，请看下一则笔记。(2009，10，4)（4）怎样反对科学主义?……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调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