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及其理论基础

第二章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2.1基本概念2.1.1新型工业化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其基本内涵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无可否认，这是对新型工业化内涵的精辟论断，随后围绕这一基本判断，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型工业化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2005年10月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时指出“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物资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12年5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第33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六个着力”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作重点和推进方向。2013年12月李克强总理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15届大会发表贺辞时表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管理创新与技术进步，实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理论界对新型工业化基本内涵的研究，王德忠等1（2008）、李文强等2（2011）、孙智君等3（2012）做了较好的归纳和总结，即主要包括信息化与工业化及服务业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念、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全面的观点四种视角。韩江波等4（2012）比较分析了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不同（表2-1）。此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与探索》编委会认为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包括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两化融合、绿色低碳和以人为本五方面的内容5。贾根良(2013）指出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因此新型工业化应该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革命（绿色技术）、智能化和纳米技术革命的新内涵。杜传忠基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新型工业化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资源生态系统协同发展，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高水平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的工业化6。陈冬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将新型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相辅相成，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由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或者工业—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7。表2-1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比较新型工业化中国传统工业化国外传统工业化背景第三次工业革命末期、信息革命、可再生能源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化革命时间从21世纪初开始约10年约为50年英、美分别约100年、60年，德、日两国约20年内涵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高消耗、粗放型，高积累、低消费高投入、高产出，先污染、后治理特征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或工业—信息社会农业社会→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路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方式可持续工业化和跨越式工业化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后20年是加速工业化英、美是渐进式工业化；德、日、韩等是加速工业化资料来源：部分根据韩江波,龚唯平.新型工业化究竟“新”在哪里[J].学习与实践,2012,12:5-17整理。2.1.2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2007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就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后，国家高层领导人和中央会议多次对这一战略概念进行阐述，其基本内涵也由此不断得到深化充实。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紧紧抓住人的城镇化这个核心和提高质量这个关键，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决策层对新型城镇化高度重视的同时，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大量研究，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如：仇保兴8（2012）认为新型城镇化应重点实现从城市优先发展、高能耗、数量增长型、高环境冲击型、放任式机动化、少数人先富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低能耗、质量提高型、低环境冲击型、集约式机动化、社会和谐的突破。盛广耀9（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遵循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以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城乡统筹、社会和谐、环境友好、集约发展、规模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倪鹏飞10（2013）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魏后凯等11（2014）把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界定为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城乡一体、四化同步、文化传承六个方面的内容，要走多元、渐进、集约、和谐、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综上来看，尽管对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至今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甚至不同学者对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差异，但仍然可以归纳出新型城镇化至少具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本质内涵：一是以人为本，注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环境友好、绿色低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三是以创新、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为根本驱动力，强调城镇发展的集约性、资源能源等的高效率利用；四是城乡协调、大中小城镇的空间布局结构、城镇规模的协调性；五是对城镇文化、历史文物故事的传承和保护，注重城镇建设的地域风貌、本土特色和本真品质。2.2相关理论基础2.2.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1954）构造了一个包含“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12”部门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该模型假定在一个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严重过剩的经济体中，存在劳动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劳动力的供给因此是无限存在的。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和关键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和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模型提出“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资本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通过依靠利润和扩大信贷加速资本形成从而源源不断地吸收维持生计部门劳动力的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13”。不难发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描述了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即维持生计部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部门迁移的经济过程，并最终实现城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地域范围上的转移。事实上，这一过程正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其本质上包含了人口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即资本积累和低廉劳动力要素的无限供给）、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等至少三方面的内容。其次，模型假定“实际工资水平不变，资本积累和技术革命的全部利益都归资本剩余和资本积累所用，工人在这种扩张中所得到的全部好处只是他们中有更多的人按照高于维持生计部门收入的工资水平得到就业。14”这就是说农业部门的劳动转移率和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率是成比例的，换句话讲，这意味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随着工业革命，特别是第四代信息技术革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技术、组织变革等不断向纵深发展，技术对劳动，进而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压越来越明显，刘易斯模型对农业劳动转移率与工业部门就业吸纳率同步的假定可能就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非协调的现象。2.2.2钱—赛“标准结构”理论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经济数据进行统计研究，认为“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成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有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超前或滞后，很大程度上与生产和贸易的格局有关。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格局有“工业导向性”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格局有“初级产品导向型”或“平衡增长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作用在工业化后期趋弱（表2-1）。后来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钱纳里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钱—塞模型为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产业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是否“正常”提供了参照规范。这一“标准结构”关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水平不断高级化的过程，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非协调现象是与工业结构、外贸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联的。但该“标准结构”用人均GNP反映地区工业化发展状况，显得太过单一，并且该指标以1964年美元为标准，学者在采用这一模型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协调水平进行测度研究时，可能会因为利率和汇率折算方法、比例的不同而产生一定偏差（李国平，200815）。表2-1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般变动模式人均GNPGDP结构变化/%就业结构变化/%城镇人口比（1964年美元）重/%工业服务业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非农产业7012.530.047.87.821.028.812.810014.933.854.89.125.134.222.020021.538.567.316.427.944.336.230025.140.373.420.630.451.143.940027.641.377.223.532.756.249.050029.441.579.825.834.760.552.780033.141.684.430.339.670.060.1100034.741.386.232.542.374.863.4150037.938.687.336.847.384.165.8资料来源：H·钱纳里，M·塞尔昆.1988.发展的模式：1950-1970.李小青等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31-32.2.2.3人口流动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乔根森模式与托达罗模式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工业化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力资源的跨区域自由流动，而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因此，处理好了人口流动问题也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处理好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介绍三种较为流行的模式：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乔根森模式与托达罗模式。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是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该模式同样以农业剩余劳动作为分析基础，并始终假定工资水平在劳动力向城市先进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固定不变且处于生存水平。这一模式被认为是刘易斯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其不仅考虑到了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明确提出了农业剩余对城市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意义。乔根森模式则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关于工资不变的假定，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工资水平处于上升趋势。同时，该模式指出劳动力流动原因并不在于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高于传统农业经济部门，而在于消费结构的改变，换句话说，城市部门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就表明工资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对于人口流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16意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