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F重塑中美经济关系摘要201943011页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第7号（总230号）2019年4月30日重塑中美经济关系（摘要）内容摘要：中美贸易和关税战标志着两国已进入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典型“冲突阶段”。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分析了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主要文件依据《301报告》在研究方法和证据判定上存在的问题，阐明美国通过贸易战转嫁国内矛盾的政治意图和以双边方式解决多边问题的谬误，并就如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夯实两国各自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本期报告是罗奇先生为2019年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撰写的背景报告的摘要版，供参考。关键词：贸易战；中美经济关系；重塑；《301报告》1重塑中美经济关系（摘要）史蒂芬·罗奇1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互为依存的关系2。美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需来源，中国则是美国剩余储蓄重要来源国、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国外债权人和美国第三大以及增长最为迅猛的重要出口市场。但这种相互依存并没有帮助中美两国形成健康的经济关系。中国正欲改变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当合作一方做出改变，而另一方未做调整时，尤其是当美国国内仍处于过低储蓄水平时，未调整的一方往往产生遭到蔑视的感觉，冲突也随之而至。中美间的贸易和关税战标志着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依存关系当中的典型“冲突阶段”。一、一场错误的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的矛头指向的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而对两国造成极大困扰的却是巨额储蓄失衡所造成的多边贸易问题。长期存在国内储蓄短缺问题的美国，2018年同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剩余储蓄国，中国在2017年同169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因此，采用双边的修复办法无法解决多边问题，任何企图通过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尝试只能改变国家之间的逆差（或顺差）现状，而无法缓解整体的失衡状态。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美国多边逆差中中国所占部分转移到美国另一个逆差国上，最有可能转移到给美国造成更高成本的逆差国上。从实际来看，这相当于把高企的关税转嫁到最终消费者1史蒂芬·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是作者为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撰写的背景报告的摘要。2参见史蒂芬·罗奇：《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TheCodependencyofAmericaand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2身上，就中美贸易而言就是美国消费者。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目标。美国2018年高达891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一国便占据了47%的份额3。中国还被指责严重违反国际规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黑客入侵，到早期的货币操纵以及以国家补贴对过剩产能进行倾销等。中国还在舆论战中败下阵来，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知名学者4在内的西方人士指责中国未遵守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达成的“大谈判”（grandbargain）的相关要求。但经济学家将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一般性短缺，2018年仅占国家收入的3%，相比之下，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平均储蓄水平为6.3%。但这种观点完全得不到公众的重视。同样，这种观点也无助于让人们更加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一整个复杂多边问题当中的一个占比较大的双边部分。若对供应链扭曲加以校正，真正反映出其他国家向中国装配平台提供输入要素，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比例将会减少35-40%5。而对美国低成本供应商（中国）施加关税和供应链惩戒手段，将直接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新的沉重负担6。在两国有望达成的协议中，可能包含双方将共同承诺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对于这样的一份协议，我们该如何解读？考虑到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协定将基本于事无补。由于预算赤字预计将在未来数年内大幅增加（主要因2017年末不合时宜的巨额减税而造成的7），美国储蓄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将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剧，而这些都无法通过针对某一国家的定向双边措施加以解决。3该数据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并美国统计局，2018年商品贸易逆差规模稍稍收窄为8790亿美元；来源：美国商务部。4参见DavidH.Autor等人，《中国冲击波：从劳动力市场在贸易巨变中的调整所学到的》（TheChinaShock:LearningfromLaborMarketAdjustmenttoLargeChangesinTrade），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21096号研究报告，2016年1月。5该估算结果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世贸组织共同创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访问地址：参见MaryAmiti等人，“2018年贸易战对美国物价和福利的影响”，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讨论文件DP13564，2019年以及PabloFaigelbaum等人，“重返保护主义”，2019年3月。7参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算和经济展望：2019年至2029年》，2019年1月28日。3二、《301报告》的不可靠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301条款”报告（下称《301报告》）长182页，包含1139个脚注和五个附录8。但《301报告》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它所依据的都是不可靠的证据。《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IPCommissionReport）的调查结果为《301报告》提供了根据。2017年，该委员会估算，美国经济因知识产权窃取而遭受损失在2250-6000亿美元之间，范围之大令人生疑。商业机密窃取占知识产权窃取案件总数的80-90%，其余是假冒或盗版软硬件。这份调查参考的是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于2014年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9，但该调查所依赖的是不可靠的“代理模型”。从本质来看，相当于通过制造与犯罪行为数据有关的联系来解读商业机密窃取，包括贩毒、腐败、职业欺诈和非法资金流动，调查认为美国因知识产权窃取遭受了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总量的1-3%的损失非常牵强，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在这些损失中占比更令人生疑。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CustomsandBorderProtection，CBP）报告，2015年起假冒和盗版商品价值总计13.5亿美元。实际上，这里采用了另外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人员构建的模型10，该模型将此全部归为美国的损失。按此计算，中国占据了其中的87%，其中52%来自中国大陆，35%来自中国香港。对于盗版软件，另外一个“模型”在没有直接可用记录的情况下，将61%的总体损失归咎于亚太地区11。因此，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即使这种论断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指控只得到了并不足信的证据的支持，8参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FindingsoftheInvestigationintoChina’sActs,Policies,andPracticesRelatedtoTechnologyTransfer,IntellectualProperty,andInnovationunderSection301oftheTradeActof1974），2018年3月22日。9参见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商业机密窃取的经济影响》（EconomicImpactofTradeSecretTheft），2014年2月。10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情况》（TradeinCounterfeitandPiratedGood:MappingtheEconomicImpact），2016年。11参见商业软件联盟（BSA）/软件联盟，《关注许可合规，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商业软件联盟全球软件调查》（SeizingOpportunityThroughLicenseCompliance:BSAGlobalSoftwareSurvey），2016年3月。4而这些证据则源于那些相关性和可信度都很低的模型。《301报告》在一些关键条款方面同样不足信。首先，该报告声称中国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美国企业为了在中国运营，必须转让其专利技术蓝图和运营系统，这种转让是在合资企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事实上，出于商业考量，企业希望进入经过合法协商的制度内，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将企业描绘成迫于中国压力的无辜受害者，这与高度精密的多边企业所具备的出众战略能力极不匹配。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第19页，掩藏着这样一段带有承认意味的内容，即“转让政策和措施变得愈加隐蔽，往往以口头命令的形式‘秘密’传达。”这种做法恰恰承认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技术共享是强制性的，而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控告的核心所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此调用了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中这一页内容，并将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BusinessCouncil）开展的调查作为指控的依据12。这些调查显示，19%的调查对象声称其曾被迫向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让。第二，《301报告》将中国注重对外投资的战略（即“走出去”）刻画成一种国家主导计划，旨在快速吞并美国新兴企业及其专利技术。这种指控被解读为，中国公然、掠夺性地攫取全球创新领军者——美国最为珍贵的资产。此论断也找不到确凿数据支持。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制作的关于中国对美国海外并购活动年度统计显示，在2005-2017年间，仅17桩并购案13发生在科技领域，房地产领域的并购交易却达到了52桩，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并购交易量还落后于金融、能源、交通和娱乐领域的交易量。尽管缺乏证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坚称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显是该国为了获得关键行业的未来全球主导权而采取的别有用心的社会主义阴谋。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对一12参见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2016年企业资格调查：中国的商业环境》（2016MembershipSurvey:TheBusinessEnvironmentinChina）。13参见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中国对美国数据集的投资》（ChineseInvestmentintheUSDataset），访问地址：大批带有国家引导和大力补贴性质的特别行业政策提供支持，但对于力图通过从引进转为自主创新的方式来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行业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时间考验的战略14，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因长期依托其本国的行业政策而实现国家经济和竞争目标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创新在塑造国家未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也许，这正是特朗普总统前不久签署总统令提出“美国人工智能倡议”的原因所在15。但是，声称中国以工业政策为工具并以一己之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则完全是在天方夜谭。第三，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在这方面的证据准确无误，证据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主要网络入侵主体在破坏美国商业利益中扮演的角色。但2013年9月的“阳光之乡峰会”上，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绝密证据，直指中国开展的拥有国家支持的电脑入侵行为，两国随后于2015年达成了一份中美联合网络协议16。此后，绝大多数相关报告都报告了中国网络入侵行为的下降趋势17，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引用的证据基本都早于2015年两国签署的网络协议。总之，《301报告》基本是一份具有倾向性的政治文件，进一步点燃了美国的反华情绪。加征关税不仅需要确凿无误的证据，还需要继续对证据加以判定。在不可靠证据基础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包装的指控以及与之同谋的美国政治团体对中美谈判产生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