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盛世危机

《新政治学》2010年第1期（总第7期）1中华帝国的盛世危机——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唐朗诗正如众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活力、繁荣与积极进取，满清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拓展和巩固了亚洲的腹地边疆，实现了民族间的统一，同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成为新兴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商业化、城市化不断蓬勃发展，社会分层显得更加多元化，总而言之，“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1这一令人乐于称道的中华帝国的形象与十九世纪崩溃、衰落和被世界历史进程所抛弃的中国形象形成了戏剧性的反讽。然而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变幻莫测的历史之间，难道不早就埋下了日后恶果的种子了吗？谁又能将中国的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视为完全不同的，而不是持续、同一的历史进程呢？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在其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通过一个离奇的叫魂案，淋漓尽致地透视了十八世纪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心理等多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将1768年视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黑色妖术在中华大地的盘桓预示着十八世纪盛世的重重危机和“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2孔飞力教授的这本力作对“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3同时也是在探寻着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悲剧性转变的根源。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在史书上几乎无事可载，然而却发生了一件看上去荒诞可笑的“叫魂”事件。引发华夏大地一场大恐慌的“叫魂”案是这样的：其年初春，一种称为“叫魂”的妖术恐慌开始从江南蔓延到全国，普通百姓相信妖术师（主要是僧道术士）能够借用受害人身上的某些部分如衣衫、发辫甚至姓名，就可窃取该人的灵魂，让此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就会丧失精气导致重病或死亡，这就是民间所言的“叫魂”。最初官员对这场叫魂事件持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将百姓的恐慌视为无知之妄，后来在乾隆皇帝的高压之下事件升级，乾隆把这场叫魂案与政治谋反联系起来，不断下旨严敕官吏清剿，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冤案，许多被抓的人都是屈打成招，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妖人被抓，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巫术传言（通常被官方称为迷信、谣言）在民间习俗中早已有之，本不应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事作者简介：唐朗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1Naquin,Susan,andEvelynS.Rawski,ChineseSocietyintheEighteenthCentur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7,p1.中译本见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3这是孔飞力《叫魂》一书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列文森奖”的获奖评语。《新政治学》2010年第1期（总第7期）2件发生呢？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所指出的那样，事件的真正起因往往不是表面的导火线缘故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修生养息，此时的乾隆时期正处于盛世的顶峰，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一直为史书所津津乐道。这个时期有几个经济社会现象特别引人注目，第一，十八世纪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从1700年的一亿多翻了一番，增加到三亿多。4原因有满清此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停止，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现象得到遏制，还有新的农作物如玉米、土豆等引进中国，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扩展了食物的来源，养活更多的人口；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国外流入大量白银，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白银供应量的增长可以刺激商品化的发展，使得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政府也可以利用货币流通来推行税制改革；第三，乡村与市镇联系更加紧密，国内市场得到进一步整合；第四，永久租佃权在江南地区出现，雇工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改变，意味着更加自由、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产生。5但在普通百姓的眼里，“盛世”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而是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第一，人口压力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大压力，人口增加使得物价尤其是粮价大幅度上涨，白银供应量增加固然可以缓解人口压力和粮价上涨，但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地区稻米价格对于平民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第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繁荣的商业区和贫瘠的山区之间，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比，这种差异产生大规模的流民和人口流动，也给人们心理带来不平衡的状态；第三，虽然劳动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但是“自由劳工”的背后是买方市场，意味着有大量的劳动力失业，会有相当大部分人口向下层流动，“终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7沦落为乞丐、流浪者、下层僧道等无依无靠的最底层人。人口过密、大规模移民、经济不平衡给盛世的人们带来了焦虑，他们时刻提防外来陌生人的入侵，这意味着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叫魂事件的发生更加绷紧了普通百姓的脆弱神经，他们对外来陌生人充满警惕甚至敌意，“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8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巫术往往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不过他们只接纳本地的熟悉的礼仪职事人员，而将外来的礼仪职事人视为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属于本社区的一员，他们身上具有术士的神秘力量引发人们的恐惧和攻击。这群乞丐、僧道人士是无权无势之人，他们易受到社会的歧视，一方面来自儒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伦理对僧道人士的鄙视性看法，认为他们无君无父，人们对于这些无家庭无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生厌恶；另一方面则是乞丐、下层僧道人员往往在民间习俗中与死亡等污染联系起来，比如乞丐或僧道人士充当抬棺者和葬礼仪式人员，他们被视为肮脏污秽而被排挤，人们普遍相信他们身上具有某种妖术能够令人4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5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3页。6孔飞力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人口压力要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叫魂案（1768年）发生之前，所以稻米价格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是负担，见《叫魂》第47页。7孔飞力：《叫魂》，第51页。8同上，第159页。《新政治学》2010年第1期（总第7期）3死亡，所以在这场叫魂事件中人们将矛头对准了这些最弱势的底层人，普通百姓可以将生存压力带来的焦虑、怨恨发泄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当作是窃取灵魂的凶手，于是许多无辜的乞丐、僧道者惨死在平民百姓之手，成为叫魂案的牺牲品。除从叫魂案的社会、经济根源入手外，孔飞力更注重探寻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原因，他以“官僚君主制”的概念来切入这个论述，从而通过分析君主专制与官僚体系（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来揭示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特征。很明显，孔飞力的“官僚君主制”受到韦伯的“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ureaucracy）启发。韦伯讨论了两种类型纯粹的支配形式，一是传统的家产制和封建制，另一是近代的理性的官僚制度。9在韦伯看来，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家产制（patrimonialism）就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式，又是与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用“家产官僚制”的概念来称呼这一矛盾又统一的结合，“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续成长的核心，也是这个大国形成的基础”。10虽然在传统中国里已存在着官僚制度的形式，但这仅仅是前现代的官僚制形式，是一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与现代的理性主义的官僚体系不相同的，现代的官僚制度具有明确权限、官职层级制、公私分明的国家活动、专业化的职务活动、以及法律行政的技术性学问，11这就与家产制截然划分开来。韦伯使用“家产官僚制”的概念，避免了套用单一的类型来描述。韦伯在讨论家产官僚制面临的两种威胁：一是地方势力对家产支配者（君主）权力的分权，二是官僚体系的常规化。对于前者，可以通过缩短官吏的任期和频繁调动等策略，来实现直接的个人依附控制，对于后者则是限制官僚体系的更加明确制度化发展。君主既要依靠官僚体系来维持统治，但又力图摆脱官僚体系对他的控制。因此在韦伯看来，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处于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之中，但“历史的发展会通过常规化和合理化而使得后者取代前者”，即是从前现代的官僚制而演化成现代理性的官僚制度。12西方学术传统关于中华帝国后期政治制度研究中，往往注重于行政官僚制的结构人事等，将君主视为行政规章制度的一个工具性设置，而把君主的专制因素处理为行政程序的常规性质，因此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孔飞力质疑了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君主的个人专断权力与普遍性的官僚体系有着冲突的地方。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僚，都要与规章制度打交道，君主不得不依靠成文规则来约束官僚，从而确保官僚维持帝国的政治运作，但长久以往，官僚体系会朝向惰性的方向（常规化）发展，君主会日渐丧失自己的决策能力，而变成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君主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危机而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超越官9韦伯划分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理性与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而卡里斯玛支配只存在于初始阶段（instatunascendi），无法长久和稳定，最终会例行化（routinized）转变成传统型或法理型，所以韦伯事实上只分析了两种制度形式，即传统的家长制和法理型的官僚制。参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亦为韦伯著《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分，见Weber,Max:EconomyandSociety:AnOutlineofInterpretativeSociology.Berkeley:Univ.ofCaliforniaPress.1978.10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Patrimonialism有译为家产制，或世袭制，本文从前者。11韦伯：《支配的社会学》，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4页。亦为《经济与社会》一部分。12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提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12章。《新政治学》2010年第1期（总第7期）4僚的至上权力？就像孔飞力所说：“清代君主的大多数日常行政事务，涉及到的是认可军机处为他所草拟的谕旨，或批准吏部所拟定的官员任命。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13应对之道就是，一方面不断鞭策官员日常工作，给这个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不断将君主的专制权力注入这个官僚机器运作中去。前者体现在对官员的考评制度中，后者则以“政治罪”的治理方式来介入官僚体系中。乾隆时期对官员的考评机制实际上体现了清朝君主通过标准化和规则化的考核来实现对官僚的常规控制。清代历朝编纂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都对行政机构和官员的职权范围、办事程序、选拔、考核、监督以及惩罚等各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如规定了对官吏实行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包括京察（即对上三品以外所有京官的考察）和大计（即对除总督、巡抚、布政使及按察使以外所有地方官的考察）。还有清朝从明朝继承下来监察机构（明朝称为“御史台”，清代称为“都察院”），负责对官员进行独立监视，以便对官员的渎职和犯罪进行弹劾。为防止行省官员坐大，皇帝通过对他们的频繁调任和与他们之间建立忠诚的个人关系，来实现内在的可靠控制。同时皇帝还建立了两条不同的信息通讯途径，一是常规渠道的文案报告（常规奏折），另一是紧急秘密的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