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公民参与台湾政治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途径

133實質實質實質實質公民參公民參公民參公民參與與與與：：：：台灣政治台灣政治台灣政治台灣政治後現代性後現代性後現代性後現代性危機的解決途徑危機的解決途徑危機的解決途徑危機的解決途徑？？？？許立一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摘要本文試圖指出實質公民參與對於民主政治的良性發展或有其助。特別是針對當下台灣公共事務運作所蘊含的後現代性—超真實及超商品化的危機而言，實質公民參與應是解決它們所呈現之民主流於表象的途徑之一。是以，本文首先解構台灣公共事務運作的後現代性，闡釋超真實和超商品化在政治當中的意涵；其次，從批判的角度析論此一後現代性對台灣民主發展造成的危機；再者，闡述實質公民參與的內涵並引介成功案例說明實質公民參之實踐的可行性。最後在結論部分則是扼要歸納實質公民參與對於解決台灣政治後現代危機的助益。關鍵字：實質公民參與、後現代性、超真實、超商品化、媒體、民粹政治、公共治理、社群主義、公共行政人員實質公民參與：台灣政治後現代性危機的解決途徑？134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ACureforPoliticalCrisisesofPostmodernityinTaiwan?Li-YiHsuAssociateProfessor,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NationalOpenUniversityAbstractThisarticleattemptstopointout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thatitisgoodtodevelopmentofdemocracyespeciallyforTaiwan.TheprocessofpublicaffairsinTaiwancontainsakindofpostmodernitysocalled‘hyperreality’and‘hyper-commodification’thatthemhavecausedsomecrisisessuchasdeeplessnessandsuperficialityofdemocracy,andunmeaningfulconflictsforpseudopoliticalissues.Thecontentofthisarticleincludesfollowingparts:first,todeconstructthepoliticalpostmodernityinTaiwan;second,tocriticizethepostmodernityforitsdamagestoTaiwan’sdemocracy;third,toexplicatetheimmanenceof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andintroducetwosuccessfulcasestoarguethatthe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isnotjustannormativeideaanditisalsoapractice;atthelast,theauthorsummarilyexplainswhythe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shouldbeacureforpoliticalcrisisesofpostmodernity.Keywords:substantialcitizenparticipation,postmodernity、hyperreality,hyper-commodification,media,populistpolitics,publicgovernance,communitarianism,publicadministrator人文社會學報第四期2008年3月號135壹壹壹壹、、、、前前前前言言言言西方研究文化的某些學者，發現當代的情境特質與現代化之初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將之稱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Smart,1993）。後現代性有許多特徵，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而本文所欲探討的後代性為後現代主義論者所謂之「超真實」（hyperreality）（Baudrillard,1983:23）的現象。此種超真實在公共事務運作過程當中，可能導致民眾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疏離感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而隱藏著侵蝕民主根基的危機。民眾的疏離感和不信任感，可能對政府施政造成諸多的負面效應，例如政策運作過程所需之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1昇高、時間延宕、最重要者乃是危及政府的威信。以台灣為例，時而可見的民眾自力救濟事件、群體之間的衝突事件，即是說明此種不信任感日漸高昇的明顯例證2。再者，此也意味著人們無法真誠地透過公共對話的途徑參與公共決策，因此政策運作往往瀰漫著算計和猜忌的氛圍，並且由於缺乏理性和透明的對話機制，政策的制定經常出現零和賽局的情形。當今公共事務運作充斥的後現代性，則是使前述的困境更加惡化。後現代的相關論述雖然對理性主義提出擲地有聲的批判，然論者也直指其在解構了理性之後卻未能有效重構或是提出替代性的論述，因而後現代性帶來的是一種空幻（cf.彭文賢，2000）。特別是在公共領域此種後現代性的空幻，終將導致社會公正的消失。申言之，公共事務的運作如果沒有了理性，則集體秩序如何維繫？而作者以為，在自由民主的社會，維繫集體秩序的意義之一應在於對資源進行公正的分配，亦即公正此一價值在本質上就是理性的展現。所以公共事務的運作缺乏理性，終將導致社會公正的喪失。在本文中，作者旨在剖析台灣公共事務運作所呈現的後現代性——超真實所隱藏之實質公民參與的匱乏，而此正是導致社會缺乏公正的前奏。抑有進者，作者將指出，促進實質公民參與乃是公共治理的重要一環，也是公共行政人員角色內涵之一。消弭當下台灣公共事務運作的後現代性所造成的危機，應是公共治理的施為者——公共行政人員責無旁貸的重要使命。本文首先解構當前台灣公共事務運作的後現代性；其次，批判此種後現代性對民主政治發展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再者，闡述實質公民參與的內涵並引介成功個案說明其對民主實踐的意義。最後在結論部分，扼要歸納實質公民參與為何有1例如政策溝通所需要的成本等。2其中以環保與居住品質為由的住民抗爭事件，例如台灣常見的焚化爐、火葬場、電廠和變電所、垃圾掩埋場等興建地點周邊居民的抗爭行動，突顯了民眾無法信任政府的處理方式及承諾。實質公民參與：台灣政治後現代性危機的解決途徑？136助於解決後現代性的危機。貳貳貳貳、、、、解構解構解構解構政治後現代性政治後現代性政治後現代性政治後現代性：：：：超真實超真實超真實超真實和超商品化和超商品化和超商品化和超商品化後現代性有著諸多的面向，本文僅就當代台灣公共事務的運作過度地操弄媒體所產生的表象政治作為探討的重點。當前台灣政客過度操弄媒體所形成的表象政治，可謂後現代學者所稱之後現代性之一——超真實（Baudrillard,1983:23;cf.FoxandMiller,1995:7;Farmer,1995:150-155）和超商品化（hyper-commodification）（許立一等譯，2001：76-82;85-90）的體現。所謂的超真實意謂，用以再現真實的模型或符號（象徵）被視為是真實的本身，因而反客為主地取代了真實本身的地位。舉例言之，電影「侏儸紀公園」運用電腦動畫試圖再現恐龍的生態，動畫只是嘗試還原真實的一種符號和模型，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本身，但人們卻可能深信電影中所勾勒的景象就是恐龍時代的真貌，甚至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動畫視為就是真實的本身。此外，超真實與後現代性的另一特徵——超商品化息息相關。後現代的論者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一種高度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傾向而稱之為超商品化的文化特徵（cf.許立一等譯，2001：76-82；85-90），將其意義以口語化的方式加以解釋就是「什麼都能當成商品賣」。而反思超商品化的深層的意涵，它意味著消費者做為主體的地位喪失，亦即主體反而成了為市場或是商品存在的客體。換言之，商品的更新和生產是為了刺激消費者的在市場上消費，並不是為了滿足消費主體的真正需求。至於超真實與超商品化的關係則是，傳統上並非市場交易標的的貨物，在後現代的今日，也可成為商品。，亦即超真實乃是超商品化的文化氛圍下之產物——當一切（不論其為實存（reality）或是虛擬（simulation））都可以被視為商品出售而且有人願意購買（甚至趨之若鶩）時，真實可能不如虛假，而虛假可能被視為真實（比真實還要真實）。舉例言之，在網路遊戲盛行的今日，熱中的玩家對於虛擬情境中各種擬真事物的重視程度，可能要遠勝於真實世界當中其生活周遭的各種事物。究極而論，諸如虛擬世界的財貨還是由於其可以在真實世界兌現（換成真實的貨幣），它們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受人重視，然而重點就在於，真實與虛構的糾結對於人們心態和認知上所產生的是一種視為理所當然的接納而非衝突，此即後現代論者所謂超真實與超商品化的關聯。超真實和超商品化在當前台灣公共事務運作最為具體的展現則是，選舉過程淪為感官消費性的商品，而此一「商品」主要經由媒體販售，例如政治人物的種種口水戰和誇張的肢體動作（如抗爭行動時的拉扯）等，最易於博取媒體鏡頭的人文社會學報第四期2008年3月號137青睞和大篇幅的報導，所以政客勇於表演而媒體則是樂於播出和報導，因為它們是最易於行銷的商品。是以，原本選舉應該是一種候選人政見接受民意考驗的民主政治過程，但以台灣當前的氛圍而言，它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消費性的商品，此即超商品化的體現。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種透過媒體所進行的政治競爭，可能被民眾誤為就是一種民主的全部過程，或是間接透過媒體獲取關於公共事務的認知就是一種公共參與，此即以假為真的超真實的體現。最後其結果便可能是促使台灣的民主流於表象化。在上述後現代性的政治氛圍當中，某一部分的台灣民眾則是可能對於自己是否真的能夠參與形塑公共秩序感到相當無力。此乃肇因於私人企業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接管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而此種滲透往往可能是國家機關與企業體結盟合作的結果3（BestandKellner,1991；朱元鴻等譯，1994：289-290）。從新馬克思主義論者的角度而論，不論是由國家機關還是私人企業主導公共事務的設計與執行，皆易使公共領域陷入宰制的危機、退化成為支配的領域。這種危機在公私領域界線模糊甚至是企業併吞政府的後現代情境下，似乎將會更為嚴重（cf.許玉雯譯，2003）。後現代公私領域界線模糊以及高度商品化的特質，容易將個人從政治的公民（參與者）角色和文化的形塑者角色，轉化成為政治與文化的旁觀者與消費者，使公共參與也成為一種消費行為。舉例言之，觀眾（原應是公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公司耗費成本（以換取更大收益—商品廣告）、記者努力挖掘的政治新聞報導，如遇有自己不喜的事件可能對著機器（電視）破口大罵或冷嘲熱諷，若是遇到自己所樂見的訊息則可能是鼓掌叫好或喜形於色。當今台灣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認知和理解高度依賴媒體，媒體的所提供的訊息是否正確和翔實、立場是否超然，可能成為決定台灣政治生活品質的關鍵要素。然而問題更在於，媒體並不能提供實質的公共參與，可是在當下台灣的氛圍，媒體卻經常以「民眾擁有知的權力」展現其影響力，讓人們以為閱聽（消費）媒體訊息或是積極”call-in”就是一種公共參與。此種情景即後現代性的一種特徵——由媒體所營造的表象世界與過度消費的文化。此外，既得利益者往往為鞏固或加強其利益，形塑社會的道德與制度。即使有充分證據顯示，他（她）們所塑造的結果其實與其原定的目標背道而馳（Galbraith,1992；楊麗君、王嘉源譯，1992：3）。追求政治安定與秩序的生活應是人的天性之一，然而，此亦可能成為權力者透過意識形態之教化所訴求的重點與籌碼。進而加上媒體的渲染和消費文化的盛行，勇於質疑現狀以及對之展開攻詰與挑戰者，可能在媒體的報導中被商品化，而其一旦遭到商品化，媒體的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