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习——把握危机报道的尺度

把握危机报道的“钟摆尺度”如果有一架“危机报道之钟”的话，钟摆高高摆向两侧，经过一侧临界点后，是不断缩小危机的第一种状态；经过另一侧临界点后，是夸大危机的第二种状态。在此两者之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第三种状态，就是我们要好好加以研究和把握的钟摆“合理尺度”。媒体危机报道“钟摆尺度”的合理性，是在社会责任基础上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恪守。2009年年末，美国《新闻周刊》盘点出本世纪前10年“夸大的恐惧”。“千年虫”，非典，疯牛病和禽流感，炭疽热，全球化等重大公共危机赫然在目。而时间证明，这些事件或事物确实造成了一些损失和影响，但并未演变成全球性的灾难。恐惧被夸大后，恐惧本身成为一种灾难。不难发现，这些危机的发展进程中，处处有媒体的身影，但其作用并不都是光彩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面临着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领域、多层面前所未有的挑战。媒体危机报道的频率势必加大。从《新闻周刊》盘点的上述事件看，媒体自身在处置危机报道中也面临巨大考验。媒体在危机中如何同时扮演好“船头了望者”和“理性把关人”角色？媒体人应如何把握危机报道尺度，才能在充分享有和行使自由表达权的情况下善尽社会责任？这些问题确有认真思索之必要。危机特征与媒体功能和内在规律要妥当处置危机报道，就必须搞清楚危机的特征、危机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据危机研究学者给危机所下的各种定义归纳，危机的共同特征有：一是危机分自然事件和人为事件两种类型，所谓“天灾人祸”；二是危机波及的是数量较大的人群；三是危机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破坏；四是危机具有突发性、紧迫性、不确定性、威胁性。既与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又猝不及防、结果负面，同时，影响范围、程度等都不确定，甚至人们对危机本身产生的原因、机理都不甚了了……即便没有媒体介入，危机也会引发恐惧和不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危机感”。以千年虫为例。千年虫又叫计算机2000年问题，缩写“Y2K”。20世纪60年代，为了节省计算机储存器空间，编程人员去掉了表示年份前面的19。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们发现用两位数字表示年份将无法正确辨识公元2000年及其以后的年份，从而引发系统混乱甚至崩溃。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以及交通领域广泛使用计算机，将受到致命影响。但是，自2000年以来，没有大规模的千年虫爆发事件。而在20世纪末，全球新闻媒体给予千年虫事件极大的关注，不惜篇幅和时段加以报道，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无助、混乱和恐惧。当时，出于对银行计算机可能瘫痪的担忧，有的银行甚至发生储户挤兑风潮。这是人类的本能使然。危机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能够将危机感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对引起社会警觉，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和激发社会力量去应对危机、化解危机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危机的突发性、紧迫性、威胁性和与大众利益的紧密关联度，决定了危机一定是新闻，危机报道也一定会成为媒体生存与竞争中必须演好的“重头戏”。而危机的不确定性又决定了危机报道把握的不确定性。当危机的特征与媒体功能和内在规律结合起来时，危机报道就可能呈现三种结果：第一种结果，信息被有意隐瞒，导致危机被掩盖，应对危机的准备不够、行动不力，最终造成更大的现实损害。2003年国内对非典的初期报道及其社会影响，就是例证。由于种种原因，关于非典爆发的真实信息被掩盖起来。媒体在非典危机初期的缺位，一方面使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几乎造成社会混乱；另一方面由于对必要自我防控手段的不知情，使得公众陷入茫然无助的境地。最终，这场公共健康危机的危害范围远远超出了人们身体健康的本身。第二种结果，危机被媒体大肆渲染，造成事后看来不必要甚至有些愚蠢的恐慌，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坏消息”对于媒体来说也许是“好消息”。“重大的坏新闻意味着媒体受众的激增，坏新闻毫无疑问会增加编辑记者的肾上腺素。坏新闻提供给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走向极端的诱惑。”前文简述的本世纪初若干被夸大的危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危机一旦成为媒体追逐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欲望的“泄洪区”，就摆脱不了被夸大的命运。第三种结果，媒体真实、客观和适度报道，恰如其分地起到社会预警、安抚情绪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推动危机的尽快解决，把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2008年，经历非典、冰冻雨雪灾害等危机后，我国媒体危机报道的环境日趋宽松。各级党委、政府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支持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及时公开信息。由此产生的积极效应在汶川大地震中体现十分突出。第一时间、全天候的灾情发展和救灾抗灾的新闻报道，化危为机，在短时间内抚平灾害造成的伤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投入到灾后重建中。媒体在危机管控直至化解危机中的作用显现无遗。产生第三种结果的前提，是媒体对新闻总体真实的把握，以及在操作中的冷静、沉着、不温不火的功夫。钟摆尺度的“有限正比关系”危机报道的第三种结果和产生这一结果的媒体报道状态，是每个正直的媒体人都应致力追求的。如果有一架“危机报道之钟”的话，钟摆高高摆向两侧，经过一侧临界点后，是不断缩小危机的第一种状态；经过另一侧临界点后，是夸大危机的第二种状态。在此两者之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第三种状态，就是我们要好好加以研究和把握的钟摆“合理尺度”。说是钟摆尺度，根据在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媒体操作实务经验的累积，即使最忠实于事实、最为客观的报道也不能还原百分之百的真相。如果，我们描绘一片叶子的颜色，能够严格区分出“墨绿”、“浅绿”固然好，笼统地定性为“绿叶”也不错。这说明，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总是存在于一个相对的区间内，而非一个绝对的点上。需要强调的是，危机报道更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上”的是否坚持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涵着媒体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因此，危机报道不是“定点投放”、“精确轰炸”，而只能设定一个宽泛但又合理的尺度去把握。那么，这个钟摆的“合理尺度”究竟有多大？其中，存在着两个变量。一是危机的烈度和范围，二是媒体对危机反应的程度。比如，非典和一次停水停电事故是完全不同层面的危机。媒体反应程度会随着危机的烈度和范围发生变化。而对于同一个危机事件，媒体可以发表一则500字或30秒钟长的消息，也可以是几个整版的文字、图片或24小时滚动电视报道。媒体对危机反应程度的深浅又会反过来影响危机的烈度和范围。两个变量互相影响，互为作用。钟摆尺度要合理，两个变量之间应呈“有限正比关系”。正比关系，即通常情况下，危机的烈度越高、范围越大，媒体对危机的反应程度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媒体对危机的反应程度强弱，也会正向影响危机的发展。只要危机的烈度、范围与媒体对危机的反应程度大致匹配，媒体追求新闻真实客观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就存在着客观上的统一。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多一篇报道或少一篇报道的细枝末节上过多苛求。所谓“有限”，即正比关系并非绝对。至少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两个变量的关系是需要呈现反比关系的。一是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有关危机烈度、范围的信息十分模糊和不充分时，要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以提升反应强度的办法来履行“船头了望者”的使命；二是当危机的烈度、范围有可能超过了人们应急能力和心理的极限时，媒体必须特别慎重地采取行动，有时不得不以降低反应强度的办法来起到“理性把关人”的作用。实质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媒体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与社会责任最大化的权衡的表现。归纳上述分析，我们的思路渐渐清晰。危机报道钟摆尺度的合理性，就是在媒体社会责任基础上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恪守。从媒体实务经验中学会把握“钟摆尺度”把握好危机报道的钟摆尺度，是一个较难量化的问题。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要做数学模型式传播学研究，恐怕窒碍难行。但是，若干从媒体实务中总结的经验，还是有助于我们把握好危机报道的钟摆尺度。回归新闻的基本价值。在当今日益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中，好不好看，似乎成了媒体选择新闻报道的第一准则。要吸引受众，媒体运用的描述、画面、声音就得是受众喜闻乐见的。因此，媒体在选择表达方式时会迁就受众的偏好。同时，由于媒体间激烈的市场竞争，第一时间报道新闻成为重中之重。截稿时间可能会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影响，因为只有充分的采访和材料搜集才能使报道更逼近真相。在危机报道中，求轰动、求快的倾向更加明显，这对我们合理把握危机报道的尺度是不利的。在2009年海口发生的农夫山泉、统一“砒霜门”事件中，许多媒体就犯了“似是而非”的错误。在这起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检测部门一开始指出抽检样品“砷超标”。在引述事实时，媒体应该严格按照权威发布的说法进行表述。而不少媒体为了让受众更能理解“砷超标”这一专业术语，使用了“砒霜”这一概念。但是，砒霜不能和砷元素划上等号。砒霜的化学名为“三氧化二砷”，是砷的氧化物，是一种独立的化学物质。砷元素则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如果真是“砒霜门”事件，检测部门就会明确地宣布饮料中存在“砒霜”成分，而不是所谓的“砷超标”。媒体人即便不具备理化知识，但只要求诸互联网，恐怕10多分钟就能搞明白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来不及，还是不愿意？实在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媒体这种为求受众接受而似是而非的推论、类比，立刻把这起危机推向一个更强的烈度，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虽然，事件最后得到了澄清，但农夫山泉、统一果蔬汁含砒霜的印象恐怕会常留人心。为此，危机报道必须回归新闻基本面，越是突然来临的危机，越要谨慎地核实新闻材料，以免报道失实，对解除危机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尽量全面掌握危机全貌和演变机理。要确保危机报道的真实、客观，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媒体人要尽量全面地掌握危机全貌和演变的机理。一个危机一定有发生的原因、萌芽时造成的危害、爆发后可能造成的危害、进展速度、人们的反应以及解决之道等多个方面组成。只有你自己搞清楚了，才能设法让别人弄明白。2008年的那场冰冻雨雪灾害，起初只是单纯的自然性危机，而当它与全国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叠加时，就演变为一场空前的社会性危机，冲击性、破坏力成百倍地放大。但在这场危机初起时，国内媒体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已有信息没有做认真的整理、分析，提出必要的预警。中央电视台直到当年的1月26日才以头条报道：“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交通严重受阻，各地全力疏导旅客。”同时，又坚称：“虽然京广线南段受冰冻天气、断电影响受阻，铁路部门积极组织疏导运输”。事实上，当时南方的铁路、公路和空中交通已经瘫痪，根本无力承担百万人的客运任务。在受众最需要媒体信息来决定个体应对危机行为的时候，媒体发布的不确定信息让大批归心似箭的旅客涌向各类交通枢纽，致使危机向社会蔓延。当然，进行上述口径的报道，有着以往处理危机的惯性思维作祟，但主要还是媒体对整个危机的全貌没有一个客观的掌握，导致信息失真。危机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会给媒体掌握情况制造障碍，但这不能作为媒体懈怠的借口。媒体必须全面地介入危机进程，及时搜集事态发展的信息，进而在大量信息基础上进行独立分析、判断，以利通过新闻报道对受众进行危机预警、舆论引导。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解除危机上来。危机发生了，危害造成了，已不可挽回，但是，人们的生活还要继续，社会还要进步。媒体在危机报道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检测预警功能，把危机的“阴暗”一面暴露出来，引起公众和政府的警觉；一方面，又不能停留在仅报道负面新闻的层次上，要更多关注危机的解除之道和危机解除时人们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危机中人性的光辉，用舆论引导人们在危机中尽可能保持健康向上的情绪。由于汶川大地震发生在冰冻雨雪灾害之后，媒体危机报道中发生的教训被及时汲取，从全国性媒体到地方都十分注重地震灾害信息的真实客观传递，公开、透明的报道还让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源源不断。可以说，汶川大地震报道已成为至今国内最成功的危机报道。从大地震报道中，媒体人充分体会到了是否以人为本，注重解决乃危机报道成败的关键所在。保持信息的平衡性。本文一再提及危机的不确定性，因为这是对媒体危机报道影响最大的因素。特别是由于危机造成危害的不确定性，有时确实让媒体在把握报道尺度时常常踌躇。对某一危机事件报道多了，也许就像《新闻周刊》盘点的“夸大的恐慌”那样，会在今后闹笑话；报道少了，也许真的“狼来了”，媒体又会自陷失责的境地。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