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传媒

第一章文化和大众文化在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的概括中，文化多被视为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明则被视为成果本身。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90－1950》：文化已成一个自足的概念而包括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一种总的心灵状态，与人类追求完美的精神密不可分；二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总状态；三是艺术的总体；最后是指整个生活方式。由此文化具备了两种阐释：一是一种内部过程，特别是长期结盟于知识生活和各门各类的艺术；一是指一种总体过程，进一步说可以指一切生活方式的具体形态。随着现代社会中现实生活日渐分裂而成为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片断，大众传媒成了原子化、片断化社会生活得以保持一种“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D·麦克唐纳《大众文化理论》1944：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区别在于，民间文化发端于下层，它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是为民众自享，满足自身的需要。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是为商人雇用的技师制作，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其参与程度就限制在买与不买的选择上面。第二章从霸权理论到文化工业批判阿多诺TheodorAdorno：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大事张扬戴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的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来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和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由此可见，文化工业就是一场骗局，它的承诺是虚伪的，它提供的是可望不可及的虚假的快乐，它是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大众文化当中大众对他们所消费的文化有所反应，故可根据自己的趣味来作取舍定夺。而文化工业则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是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贴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文化工业”生产什么商品，取决于这些商品能够实现什么市场价值。第三章制码/解码与民族志观众研究霍尔StuartHall（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大师）《文化，传媒，语言》1973：电视话语的流通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谓“制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换言之，如果观众看不懂，无法获得“意义”，那么观众就没有“消费”，“意义”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最终是电视“产品”没有被“使用”。霍尔的三种解码立场假设（“霍尔模式”）：一、“支配－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假设观众的解码立场跟电视制作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二、“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观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三、“对立码”（oppositionalcode）：观众能看出电视话语的“制码”，但选择自己的解码立场。比如将制码者眼中的“国家利益”解读为“阶级利益”，如此可望推翻制码的意识形态霸权。第四章公共领域与传媒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89：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什么是“公众”？哈贝马斯认为，公众是关于市民的广泛的互动，即“公众”不是滞止不前的概念，而是只存在于公民之间的积极意见、观点和信息的交流和交往之间。正是在这些交往之中形成了公共舆论。洪美恩IenAng《拼死寻观众》1991：两种电视模式，一是西欧的大众服务模式（政治模式），关心观众需要看什么节目，把观众当成公众和公民。二是美国的商业模式（经济模式），关心消费者想要看什么节目，把观众看成市场和消费者。第五章文化经济与抵制理论费西克JohnFiske：“两种经济”理论——电视节目首先运行于金融经济系统当中，这里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制片厂商（生产者）将电视节目（商品）卖给电视台（消费者）。第二个阶段是电视台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此后电视节目的流通便进入文化经济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对观众而言，只是一种原材料，观众通过自身的解读产生快感及意义，观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德塞图MicheldeCerteau（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抵制理论——大众如何逃避控制。自下而上的抵制可以消除传媒的神秘性，解构传媒的霸权力量。观众观看电视并不是一种麻木不仁，不由自主地一味被动“吸收”和“消费”的过程。意义生产在电视节目播放的时候并未完成，观众对电视意义的解码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制作者的本意未必一定能够通达观众，因为观众完全可能在自身的阶级和社会环境中，解读亦生产出新的意义来（如“恶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