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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上科名都不显,他父亲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就更为贫困。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蒲松龄从小就热中科名,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直到四十四岁时始补廪膳生,七十一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四年后便与世长辞。《聊斋志异》的创作一般认为始于康熙初年,康熙十八年(四十岁)已初具规模,结集成书,并写有《自志》,以后仍不断修改和增补所作,及其暮年,始最后成书。他的一生遭际,均蕴含于《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蒲松龄科场蹭蹬使他体验了科举弊端,在《聊斋》中写出生动的应试士子形象。30多年农村教书生涯,使其有研习学问、搜集民间传说、写作聊斋故事的机会。一年幕僚生活使他在南方开阔眼界,有机会接触社会各层,为塑造官僚豪绅和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奇闻异事,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是他善用奇幻故事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蒲松龄的思想比较复杂:同情人民疾苦,不满现实,但对最高统治者存有幻想;讽刺科举制度,但始终不忘追求功名;有无神论思想,但又有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赞扬“真情”,肯定爱情自由,又宣扬一夫多妻,提倡妇女忍辱顺从。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手稿蒲松龄用过的手炉、砚台蒲松龄用过的印章:“柳树泉水图”、“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版本•(一)手抄本:•(二)刻本:•①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凡十六卷,共431篇,是最早的刻本。•②“三会”本,上海中华书局60年代初,由张友鹤汇集、整理出“会校会注会评”本,是新中国建立后最全的版本。聊斋志异狐鬼世界的建构《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其中近三百篇与鬼狐神仙有关。其中,谈鬼的约有八十六篇,谈狐的约有七十三篇,可说是一个鬼狐世界,因此,《聊斋》又称为《鬼狐传》,被后世评为「谈狐说鬼之书第一」。《聊斋志异》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如同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记叙曲微如同唐人传奇。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清代学者纪昀讥其“一书而兼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都是指的这种情况。《聊斋志异》的取材:1、采自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者,篇首或篇末往往注明某人言、某人记;2、就前人的记述加以改制、点染的;3、并没有口头传说或文字记述的依据,而是完全或基本上由作者虚构的狐鬼花妖故事。应当说这后一类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什,足以代表《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狐鬼形象与世界的构建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用传奇的方法写志怪。第二,《聊斋志异》结构故事:一种模式是人入异域幻境,其中有入天界,入冥间,入仙境,入梦,入奇邦异国。第三,《聊斋志异》故事结构的另一模式是狐、鬼、花妖、精怪幻化进入人世间。《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尤其是女性的,是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只是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其身上。聊斋志异狐鬼世界的内涵1、描写书生科举失意、嘲讽科场考官,揭露科举制度的黑暗。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后抑郁而死,死不瞑目,幻形留在世上,将生前拟就文章传授与他人。此人连试皆捷,进入仕途。叶生表白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以致良莠不辨。如《司文郎》。《司文郎》是一篇抨击科举、讽刺考官的佳作。作者在故事中设置了王平子、余杭生、宋生、瞎和尚四个人物,着力写科场考试的前前后后。通过几个读书人考试前后的经历,以极为辛辣的文笔嘲讽考官的昏聩。字里行间亦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不平。2、展现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梦幻,抒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落寞情怀。(狐鬼花妖的爱情故事)《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约占全书四分之一,构成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范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相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白秋练》中白鳍豚精与慕生相爱,是以吟诗为纽带和内容的,诗是生命和爱情不可或缺的凭借。《娇娜》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作者最后说:“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确当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的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1、塑造了一批聪明、热情、勇敢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喜剧故事《婴宁》,狐母所生、鬼母所养、天真无邪、爱花爱笑的少女婴宁,与痴情种王子服在元宵灯会由相识到相爱,曲折地表现对封建礼教、世俗婚姻的不满。•《小翠》一任自己个性自由发展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妇女形象。•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红玉》。2、塑造了不少“情痴”、“情种”的男性形象。•《阿宝》男主人公孙子楚。•《鲁公女》男主人公中的张于旦。3、提出了“知己之爱”的崭新的爱情观。《瑞云》名妓瑞云与贺生相恋。瑞云绝俗,不重财势;贺生钟情,忠于“知己”。篇中秀才盛赞:“天下唯有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连城》连城与乔生结为“知己”,生死相爱。他们因心灵相通而相爱,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放弃生命,可以魂魄相从,生死相依,贫富不能成为其障碍,幽明不能成为其阻隔。——美好,纯洁、高尚,就象诗一样,让人感动,神往。可以说,《连城》是一曲生死之恋、知己之恋的颂歌。3、抒发公愤,刺贪刺虐,也是《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官贪吏虐,乡绅为富不仁,压榨、欺凌百姓。位贱家贫的蒲松龄,秉性伉直,勇于仗义执言。抒发公愤,刺贪刺虐,成为《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又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席方平》描写了冥府对一件冤狱的处理过程。借阴间写阳世,通过席方平到阴间代父伸冤的曲折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府自上而下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的含冤难伸。4、讥刺丑陋现象、颂扬美好德行。•这类篇章多数是直写现实人生,少用幻化之笔,而且是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画皮》王生被一女鬼迷惑吃尽苦头故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妖术》故事说明鬼怪虽然外貌狰狞,本质却很虚弱,只要敢和他斗,就能取得胜利。•《贾儿》告诉人们,不但要勇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崂山道士》讽刺那些想学本事,又不肯付出艰苦劳动的人。艺术创新1、《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其类型有:第一,情节型小说。《聊斋志异》中精心结撰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曲折有起伏跌宕之致取胜。第二,散文式小说。此类不重故事情节,没有什么故事性。第三,生活片段小说。许多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只是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写出一种情态、心理。•2、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更注重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作者善于通过环境描写,反映各类人物形象的性格。3、《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带有诗化倾向。•1、《聊斋志异》存在着诗入小说的现象;•2、《聊斋志异》的诗化倾向,不仅表现于小说叙事中运用了诗句、诗意,还表现于许多篇章程度不同地带有诗的品格特征。•3、另外,《聊斋志异》的叙事也吸取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王桂庵》•江畔邂逅,匆匆错过•苦守江畔,难觅倩影•倩影入梦,梦亦苦短•梦境成真,相许终身•提亲遭拒,好梦难圆•戏言成真,芸娘自尽•襁褓认父,花好月圆王桂庵芸娘孟江篱4、《聊斋志异》的语言特点是保持了文言体式的基本规范,适应小说叙事的要求,采用了唐宋以来古文辞日趋平易的一格,又揉合进了一些口语因素,形成了叙述语言平易简洁,人物语言则灵活多样的特点,幷在叙事状物写人诸方面达到了真切晓畅而有意味的境界。《红玉》“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用文言句式,却明白如话,极凝练,却层次分明地写出了人物动态、情状。赏析小翠1.狐女流变史:狐精化人古已有之。后魏,“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洛阳伽蓝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之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朝野佥载》)。唐宋,狐女故事日益增多。从狐怪小说来看,多数作品内容都荒诞怪异,情节粗陋,狐精形象也大都是作为否定形象出现的,极易使读者产生恐惧之感。唐人沈既济的《任氏传》、宋人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三的《小莲记》以及明人李昌祺的《胡媚娘传》是狐精形象逐渐向人性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清代《聊斋志异》才出现了成熟的狐女形象。2.小翠的主题:《小翠》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把狐的特点和人的特点,并将两者巧妙自然地融汇在一起,从而使得狐中有人,人中见狐,难解难分。小翠就是一个集人与狐于一身的独特又可爱的狐女形象。小翠是狐精,她有许多不同于人的许多神异之处:她被送上门,人们却不知她是从何处来;她负气而去,也不知她去向何方。在王侍御和王给谏的明争暗斗过程中,小翠多次运筹帷幄,巧加安排,屡次化险;王侍御之子元丰又呆又傻,小翠却能在他沐浴于瓮中时施计治好了他的痴病。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小翠又是那样富于人情味。有一次,元丰挨了母亲的一顿打,大哭大嚎,小翠不仅替他求饶,在老夫人消了气离去之后,还替她拭泪痕,拍打身上的尘土,并且拿出枣和栗子来哄他吃,直至公子破涕为笑。小翠有着人的思想感情。不过,她的个性中依然隐含着“狐性”。如她的不知疲倦的“憨跳”、她的善谑、她的出格的美丽,都极易使人联想到狐。蒲松龄在小说的结尾写道:“……仙人之情,亦更深沉于流俗也。”借狐仙说世情,揭露上层社会尔虞我诈的种种情状以及流俗的污浊,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首先,狐仙小翠天真烂漫的个性与王府的陈规陋习形成鲜明的对比。小翠进王家后,表现迥异于流俗。她贪玩,成天无拘无束地尽情嬉戏,有时穿一双小皮靴,把布球踢出几十步远,逗得傻丈夫汗流满面地来回跑着去捡。在遭到斥责时“俯首微笑,以手挽床”,事后依然“憨跳如故”。她的天真烂漫令人欣羡。传统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是“笑不露齿”、温柔和顺,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来写对小翠的“越礼”行为,蕴含着对束缚人性的封建家长制的嘲弄与否定。其次,小翠高洁的形象是通过污浊的现实社会烘托出来的。小翠来到王侍御家,是为报恩而来的。王侍御在官场争逐中处于劣势,灭顶之灾时时威胁着他。王侍御的对手是王给谏。•王给谏嫉妒王侍御得宠,便设法加以陷害,王侍御忧心忡忡。在小翠的帮助下,王侍御多次化险为夷。•作品的题材就超越了家庭的界限,思想内容也就远远超出了因果报应的范围,“女寓黠于欢,寓警于戏”,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与官场上互相倾轧的世态,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世道的险恶。在小说的结尾,蒲松龄感叹小翠:“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的确,小翠对王侍御家的恩德可谓大矣。但是,仅仅因为小翠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他家的一个玉瓶,他们夫妇俩便怒不可遏,交口呵骂。小翠正是在他们的呵骂下愤而出走的。通过这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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