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研究

龙源期刊网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研究作者：韩勇来源：《桂海论丛》2018年第02期摘要：社会治理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文章基于不忘本来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及其实践经验的视角，探寻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体制创新，重视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法德共治，重视公平正义，以及特别重视基层工作等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关键词：习近平；社会治理；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15-05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党和政府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趋势由社会管理这一概念发展而来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最早于1998年正式出现在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国务院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使用“社会管理”一词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官方用语。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正式使用“社会管理”一词，将其视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作为国家职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体制保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倡议研究其发展规律，完善理论体系和有关政策法规，整合资源，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和提出促进就业等要求。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上，提出创新体制、整合资源、健全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等要求。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上，具体提出完善信访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重视管理和监督安全生产，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要求。2008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公民和社会组织要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列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需要提高的执政能力之一。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律、体制、能力建设。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再次重申了对社会管理的重视。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律建设、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社会治理”一词，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提出了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新要求。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法律制度建设的要求。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龙源期刊网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重点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1]。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我国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干部队伍，落实各级公共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这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重要论述是中國今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论述是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上的。学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颇多，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的解读当属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同志2017年8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文章。文章认为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群众工作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党的领导论等[2]。笔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归纳（见表1）。龙源期刊网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接受人民检验[2]。习近平同志“民生为本”思想的核心是：解决民生问题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之道。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关乎国运。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之策，是人民群众福祉之根基[2]。习近平同志“公平正义”思想的核心是：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强调问题导向，健全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通过经济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通过改革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真实体会公平正义[2]。习近平同志“法德共治”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法治的规范、服务和保障作用，发挥德治整合社会意识作用，使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促进和完善[2]。习近平同志“体制创新”思想的核心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完善机制创新，关键在体制创新，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專业化水平[2]。习近平同志“不忘本来”思想的核心是：继承创新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不忘本来开辟未来，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在家庭、家教、家风上的教化引领作用[2]。习近平同志“群众工作”思想的核心是：社会治理工作本身是服务群众的工作，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也是最基础性的、常态化的根本工作[2]。习近平同志“基层重心”思想的核心是：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注重提升城乡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因为城乡社区是基础、是矛盾多发地、是问题产生的根源[2]。习近平同志“总体安全”思想的核心是：统筹国土与国民安全，统筹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习近平同志“党的领导”思想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风政风好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净化与好转，培育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2]。中国人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治理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因为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较强的精神激励性、动态延续性、民心凝聚性、创新功能性，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不忘本来论的现实体现。在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中，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深厚的人文给养。（一）习近平同志体制创新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龙源期刊网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中国的传统治国理政体制是在儒、法、道三家思想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助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例如，儒家主张行“王道”（仁），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以“慈”治理天下；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墨家充分认识到社会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法家认为应该树立公法的绝对权威，实现国家的意志。杂家主张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汇集更多的智慧和长处[3]。再如，《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的思想，对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有效的社会治理、稳定的家庭秩序、积极的个人价值追求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习近平同志提出体制创新，在发展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熟人社会”的乡土中国社会关系概念来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即血缘关系是基础、对等回报是原则、移情换位思考是方法、礼仪教化是手段、构建仁爱社会是目标。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渗透和基层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士绅治理和道德体系，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乡村能人即村庄精英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凸显[4]。同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儒家“经邦济世”思想的体现，儒家修己达人的信条和理想鼓励了人们献身社会、治理社会的精神。（二）习近平同志继承、深化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一切为了人民，时刻倾听人民呼声，牢记以人为本，时刻回应人民的期待，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科学论断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我国古已有之“民本思想”的深化和弘扬[2]。《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特别突出体现重视对人民群众的爱护，主要包括：以德治国，君主民本，重民、以民为贵，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提倡仁者爱人等思想[5]。（三）习近平同志实现了法德共治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法德共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中关于“隆礼重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寓治于教”等思想中，例如，周先进、周文宇、张露指出荀子“隆礼重法”，主张“礼”（人文、仁治、以德治国）与“法”（法治和依法治国）并举，通过“礼”来调整社会规范，依靠“法”强制约束社会关系[6]。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强调法律的权威性，摒弃执政者的主观喜好。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7]。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8]。儒家重视“寓治于教”，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是其重要内容，穷则“寓治于龙源期刊网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例如，在乡约治理中，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以心学理论为指导，以乡约、族规、讲学为主要形式，实现了心学理论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9]。法德共治主张同时也要求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尊贤任能”“廉政勤政”等思想中。例如，对于“尊贤任能”思想和保甲治理、宗族治理等实践，我国在治理方略上的重要体现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家治理从国情出发、从文化基因出发，科举文化的选贤任能维护了中国千余年的社会稳定。从中国汉代到清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保甲治理、宗族治理等，通过选拔基层乡贤参与治理，有效补充了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宗族治理虽然有负面性，但宗族文化在传统社会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文化传承等社会教化功能。再如，对于“廉政勤政”的思想，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10]。从孔子的廉政理念出发，从政者应遵循清廉、节俭、公正等道德要求和勤政、知耻、存畏、正身、任贤等廉的从政规范[11]。（四）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民生为本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北京市供热企业和敬